领导人出访带动大杨创世三日涨停

　　大杨创世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尽管公司26日澄清称，习主席所穿服装是否为我公司生产的创世品牌难以确定，但这股A股民族风似乎并未有刮停的意思。 这家国内本土品牌的西装价格为6880元。

　　领导人的服装出自哪个品牌，成了最近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谁为领导人打造这些服装呢？搜狐时尚带你去看看。

　　"特别加工部"制作出"毛装"　

　1956年3月至4月，沪上21家服装店，208名职工先后迁到首都，开设了西服加工的作坊。同年秋，中央办公厅又从上海招收了12名服装技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

　　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于是，12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

　　这些红帮技师们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手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遇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工作上的事"，以免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这12名服装技师各有所长，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他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森则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至于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采购。

　　为毛泽东制作中山装时，这些红帮名师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按照毛的体型、神态和身为中国人民的风采，大胆做了改进。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格式。

　　中共"八大"来临，毛泽东穿上这套中山装拍了标准像，并精神焕发地站上主席台，这一刻令海内外瞩目，西方将这款大尖领中山装称为"毛装"。之后，毛泽东的标准像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

　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南海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这里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而中办则根据领导人的偏爱，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制装任务，几乎由田阿桐一人包揽，但为裁衣，并不轻松。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

　　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午夜12点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做过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红帮名师余元芳也有过类似经历。1964年的一天，为周恩来做过几次服装的余元芳，被周安排到中南海会见厅，要求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王妃和王子，随后为他们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装。两天后，余元芳送来了衣服，而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发现很合体，大为惊奇。

　　事实上，在中南海内为领导人制衣还有很多规矩。据田阿桐回忆：说话不要太快，走路不要太重；领导问你再说，领导不问你不能说；只谈工作以内的事，不该说的不说。

     ^{红都 中国“红色裁缝”国有企业}

　　一家服装企业很难有什么特别的，哪怕它刚刚举行了一个55周年的纪念庆典。

　　这家名叫红都的公司主营服装定制，有8家直营门店，一年营业额3000万元。公司也有成衣品牌，但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广告中，找不到它的痕迹。

　　红都公司总部位于东交民巷28号，若从地址上看，则有可能出身显赫。不过它真正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顾客：包括了从毛泽东开始的新中国所有领导人，以及众多的中央领导们。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身着的深色中山装礼服，就是由红都公司设计制作的。

　　国庆当天，红都公司制装师高黎明一大清早就打开电视，等待典礼直播。当胡锦涛走上主席台时，他一眼就认出自己设计的中山装：其领子稍宽，前襟平挺。他悬了两个月的心才放下了。

　　2009年7月，红都接到为胡锦涛制作国庆阅兵典礼礼服的通知。自中共“八大”起，红都接到这样的任务，总是确保稳妥完成。

　　在设计胡锦涛礼服时，高黎明考虑到阅兵时间、天气等因素，选用了高织纱花呢，裁剪时将领口加宽立翻，4个兜里也压了层粘胶，使衣服更为平整板挺。高黎明还在缝合衣服下摆时特意加了一个褶，以备阅兵时广场起风，避免衣角上翘与摆动。

　　这样的设计得到了认可。国庆典礼上，其他8位常委身着西装，胡锦涛的中山装当即引发了海内外媒体对中国领导人着装政治的解读。而红都，也再次被媒体提及。

　　事实上，这个充满政治意味的服装品牌，北京市仅存的国有服装厂，也一直充满着特有的政治敏感——比如它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推出的“高端中山装”，其样式就是由胡锦涛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礼服稍作改动而来。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随着辛亥革命百年一系列事件的到来，中山装正在成为诸多政界人物的选择。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便穿着中山装露面。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与沪上服装名店合并发展而来的红都公司，几乎独享了为中央领导人制衣的政治殊荣，也一直参与和见证着中国政治的变迁——从邓小平出席联合国会议，到改革开放初胡耀邦的西装，再到胡锦涛阅兵。

^{从毛泽东开始的“红都”时代}

　　在红都公司大堂内，橱窗里放置着红都为毛泽东制作的灰色中山装，其后写着，“1949·胜利者的选择。”

　　如同“红都”这个名字所寓意的“红色首都”一样，这个品牌的开始，也充满着特殊的政治色彩。

　　1956年2月，中共八大召开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反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八大筹备中，认为要以苏联为鉴戒，独立思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

　　此时，中央办公厅也意图为毛泽东特别制装，塑造其全新的形象亮相八大。

　　当时的中南海制装技师是京城名剪王子清。在北方，这样的技师实属凤毛麟角，更多业界高手集中在“上海滩”。他们大多师出“红帮”，即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根据中央办公厅的指示，王子清等人前往沪上，挑选了田阿桐、王庭淼、王富成等12名服装技师进京。

　　12名服装技师被安排住进中南海一个小院里，组成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专为中央领导人制作服装。他们上午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遇到紧急制装任务还会通宵工作。

　　技师们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日常通信也必须遵守保密制度，外出还要特别批条。他们获知，服装加工部的首要任务，是在八大召开前为毛泽东设计合体的着装。

　　12名服装技师中，31岁的田阿桐最被看好。其13岁到上海奉化帮学艺，三年后应聘到租界一家英国服装公司，不仅做西装、皮装、旗袍，还做各种时尚淑女装，很快便成为上海滩裁缝高手，拥有了自己的“田阿桐服装店”。中央办公厅抵沪举行技艺评比时，田阿桐摘得了头魁。

　　1956年8月，田阿桐接到为毛泽东制衣的任务。中央办公厅人员再三叮嘱他，这是机密。

　　半夜12点，工作人员带领田阿桐来到中南海书房。出于安全考虑，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目测量体”。但凭着丰富的经验，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

　　根据毛泽东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悟的特点，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的款式进行了改造。他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将传统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公分。在裁剪上，为突出毛泽东身材挺拔，田阿桐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后片比前片略长，垫肩稍微上翘，中腰稍凹陷，袖笼也略有提高。

　　毛泽东对这样的设计非常满意，还特地拍了一张半身标准像。后来，这张标准像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1956年9月16日，毛泽东身穿大尖领中山装亮相中共八大。

　　中共八大及毛泽东的崭新亮相受到了海内外瞩目，习惯从细节寻找寓意的西方媒体将这款改造后的中山装称为“毛装”（Mao suit）。

　　随着新中国国际交往恢复、外交活动增多，中南海也亟需塑造新中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员的形象。通过周恩来协调，1956年3月至4月，沪上多家西服名店迁往首都，陆续在中南海、外交部、使馆区附近开设西服加工门店，主要服务对象是各国使馆和出国人员。

　　1958年，波纬、雷蒙、造寸等7家迁京服装店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东交民巷门店改称为“反帝服装店”，但为方便别国使馆人员前来制装，第二年又更名为“红都”，并沿用至今。

　　完成八大制装任务后，王子清、田阿桐等服装技师也从中南海迁往红都。

     ^{制装是一项政治任务}

　　见证政治风云

　　“毛装”令田阿桐声名大噪，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要求田阿桐前往制作中山装。高黎明说，“那是田师傅的时代，中办一来人，厂里人就知道，田师傅又要去中南海了。”

　　高黎明1981年到红都工作，1992年跟随师傅田阿桐出入中南海，逐渐接手领导人制衣工作。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田阿桐是江苏常熟人，他们时常用家乡话聊天。江泽民有时会问，“小高，你听得懂吗？”高黎明说听不懂，他们便改回普通话。

　　往后，高黎明到中南海去，领导人也会聊一聊，问他工作忙不忙，红都现在怎么样。尽管气氛轻松，高黎明接到制衣任务还是会失眠，一直到领导人穿上才能踏实。

　　自田阿桐时代起，红都设有一个“第六车间”，精心配备十多个工人，机器也从国外进口，以便处理进口面料。首席服装技师层层把关，不仅需要技术高超，还要熟悉领导人的体型、脸型、个性偏好和穿衣习惯。

　　毛泽东青睐大尖领，对中山装的颜色也只认准灰色。田阿桐为他做的中山装春秋以中灰色为主，冬天以深灰色为主，面料则主要是啥味呢和哔叽呢。在为邓小平设计中山装时，田阿桐根据他的身材，将领子减小，领口降低，这样就显得精神。1986年12月19日，田阿桐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次给邓小平做衣服是在1956年，直到现在30年了，但他的体型基本没有变化，也一直沿用老尺寸。

　　红都“保证完成每一次政治任务”，并以此为豪。其办公楼里多处陈列着中央领导人与服装技师的合影，见证了新中国阅兵、出访和重要会议的召开。他们的制衣史，也成其为中国政治风云流变的缩影。

　　百年前，孙中山提出废除长袍，尽易旧装，试制出后世以其命名的中山装。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以之为“推翻帝制”的标识。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领导人和外交人员也选择穿着中山装出席重大会议、庆典或是重要外交场合。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部长乔冠华将率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出发前夕，周恩来特别要求：出席正式会议时，中国代表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红都接到为中国代表团制装的政治任务，仅用4天半的时间就制装100套。

　　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阐述“三个世界”的理论时，也穿着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

　　随着改革开放，中共领导人着装风向也在变化。

　　1983年2月，胡耀邦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同志座谈。他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任仲夷笑着说，“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我们才没有顾虑，胆子才会壮起来。”胡耀邦则回答，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

　　1981年，田阿桐师傅就开始为胡耀邦制作西服。高黎明回忆，胡耀邦总书记是位请红都制作西服的中央领导人。红都技师为中央领导人制作的西服，通常采用平驳领、前襟两粒单排扣，显得干练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