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旗,赵新风的生活中,就不剩什么了。
每天上班,他总是先点开一个叫中国国旗网的网址,进入里面的国旗论坛,“灌灌水,顶顶贴”;每次出门,他总是看看墙上挂的那面大国旗,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国旗徽章别在衣服上。
每年,赵新风都会去很多次天安门,和其他群众一样,虔诚地观看升旗。只是,在升旗的2分07秒里,他从来不会眨一下眼睛,就像20年前一样。
国旗批发-义乌国旗批发
那时候,赵新风是国旗班里很多纪录的保持者,服役时间最长、收旗速度最快,当然,还有力量——他的收旗动作总是力道十足,以至于手掌与国旗之间会产生强烈摩擦,如果手套上不贴胶布,“三把后,手就要走光了”。
不过,真正让战友们津津乐道的,是赵新风“全班最怪”的理想:办个专门负责国旗宣教的机构。他的理由是“那些老百姓真的爱国旗!”
赵新风升旗的时候,总能遇到骑了一夜车从郊区赶来看升旗的大叔;每当升旗结束后,总有很多群众等着他用大喇叭讲解国旗的故事。
一个寒冷的冬日,天还没亮,赵新风就看见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守在国旗围栏旁,“我要出国了,赚外国人的钱去了,今天再来看一次升旗,兄弟,你好好守着咱的国旗!”小伙子说完,就扭过头去,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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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复员后,24岁的赵新风开始到处咨询成立“国旗宣教机构”的事,让他意外的是,自己“找不到挂靠单位,也找不到上级领导”。
在国旗班的时候,战士们常常会收到一些上访无门的群众来信,那些群众以为“离国旗最近的人就离中央最近”,他们在信上写着“天安门国旗班转中南海”。
后来,赵新风也给一个部委写过一封“直陈国旗宣教事业意义”的长信,不过他发现,原来自己“也找不到中央”。那段日子,赵新风经常做梦,“梦见了,他们都支持我!”
面对生存的压力,赵新风被迫走上了就业之路,不过他“国旗宣教”的火种没有熄灭。
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天,他正在一位朋友家里做客。电视里的国歌刚一奏响,赵新风“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敬着军礼,目视国旗缓缓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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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离不开了呗。”赵新风说。
2001年,赵新风决定“自己搞”,没有政府支持,搞机构是“没戏了”,朋友建议他注册个公司,结果赵新风死活不乐意用公司俩字,“我想搞事业,不想搞企业”。
琢磨再三,他最终定了“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这个中性一些的名字,启动经费是妻子买断工龄的10万元钱。
“不想搞企业”的赵新风很快吃了亏,他给社区讲国旗知识不要钱,去山区小学培训升旗手还要“白送钱”,两年下来,赵新风的工作地点也从地上转到了地下——办公室租不起了,改租地下室。 国旗批发-义乌国旗批发
朋友们替他着急,他却给朋友讲国旗班的故事:有的战士为了训练定力,往脸上放蚂蚁;还有的战士站岗,一根风筝线套到了他的脖子上,勒出血都一动不动。
他终于守来了转机,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中国代表团手持国旗的产品竞标过程中,其他厂家都拼命地压低成本和报价,唯独他要求将纸质材料改为的国旗布料,“出于对国旗的尊重,国家应该花这笔钱。”
自那之后,赵新风摸索出了一条“劫富济贫”的经营之道,专做政府和国企的国旗产品、升旗培训生意,再将盈余的利润投入到国旗宣教事业中去。
他经常去偏远山区的希望小学,有的小学不通电,甚至不通水,“特别原始”,他说那里的孩子什么都没有,拥有的就是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孩子们看国旗的眼神都不一样,“特别虔诚”。临走的时候,赵新风总会告诉他们,“有国旗飘扬的地方,就有希望。”
赵新风办了一个国旗基金会,他的愿望就是帮那些贫困小学换上标准化的旗杆,换掉那些“竹木铁”。 国旗批发-义乌国旗批发
为了基金会的事情,他积极参加公益慈善论坛,“伺机”和俞敏洪、马化腾这些“财神们”攀谈,然后试探性地提出“能不能给国旗事业捐点钱”。让他尴尬的是,“财神们”总是告诉他这应该属于公共事业。
赵新风有两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双胞胎儿子,打小儿这哥俩就爱模仿老爸,比谁站得更直,谁敬礼敬得更标准。好在,如今哥俩都当上了学校的护旗手,算是平分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