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教育部召开了中小学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分析了近期发生的严重危害中小学生安全的恶性案件和安全事故。袁贵仁表示，学校门口和重点部位须安装视频监控和入侵报警设施。

    长久以来，中国人善于吸取教训，归因反思。教育部要求中小学门口和重点部位须安装视频监控和入侵报警设施并非一时

    兴起的“创新之作”。南平血案的惨象仍在眼前，合浦惨案的梦魇挥之不去。如何保障中小学校校园安全的话题已被推倒舆论顶点。安装监控报警设施的举措，可以看成是教育部对该话题的一次“主动接球”，然而，监控报警设施是否就是校园安全的盾牌？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尚需探讨。

    从风险成本的角度讲，犯罪分子之所以选择残害学生，是因为学生为弱势群体，其犯罪担当的“风险成本”较小。基于这一选择的直接动机是，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自我防护的安全意识十分薄弱。既然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差，教育部门出面为学生构筑“安全网”就显得必要而急迫。从这一点来讲，教育部要求学校中小学校门口和重点部位安装视频监控和入侵报警设施的做法，仍然是一个值得表扬的进步举措。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生必然有其复杂性和多面性。纵观南平血案和合浦惨案，权威部门机关给出的犯罪分子作案动机分别是“工作压力大，情感纠纷严重”和“有精神病史”。这无疑有意无意的遮蔽了事物本质的另一面，单纯地把犯罪人的作案原因和社会制度割裂开来，独立出犯罪人自我个体的犯罪原因，难免有为社会制度缺位避责之嫌。

    西哲讲，“只有在一个良好完备的社会制度下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秩序。”屡屡发生的校园惨案是社会秩序欠佳的表现，顺藤摸瓜，很容易看出社会制度残缺的困境。就业制度不公、福利制度覆盖面畸形、分配制度不公、医疗保险制度稚嫩等诸方面的困境，导致生存于这个制度下的公民进退维谷，情绪起伏大，进而铤而走险，最终选择学生作为压抑已久的情感宣泄口。就如红绿灯的紊乱会带来道路拥堵，社会制度设计的不科学不完善同样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井然，不安全。

    另一方面，学校安装监控报警设施也会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加大的学校成本经费由谁担当？其覆盖面最终是否如要求的那样达标？上头的政策是否会面临下面的“对策”？监控报警设施是否会沦为“稻草人”工程？

    因此，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综合可虑。要想彻底摆脱威胁校园安全的黑影，需要政府、家庭、社会与学校四者及时沟通，相互平衡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