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署名“慧昌”的宜黄官员写了一篇《透视江西宜黄强迁自焚事件》投书媒体，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强迁事件的起源、背景以及自己对强迁种种观点表述。通观此文，文笔功力不浅，分析头头是道。但文中“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观点，着实令人冷汗一身。
这篇文章有五大部分，本来看过前三大部分还有些同情之感，但在看了第四部分“强迁，无奈的选择”中出现上述观点后，让人陡然感觉：这纯粹是一种强盗的逻辑。什么是强盗逻辑?强盗逻辑就是奉行“丛林法则”：强者为刀俎，任意宰割弱者;弱者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强者无法无天，弱者普遍无权。按照这种强盗逻辑，“慧昌”所说的要搞“城市化”就得强迁;不搞强迁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十足的强权政治下的专制主义，与强盗不二法门。
那么，我不禁要问：“慧昌”的这种强盗逻辑到底在向谁叫板?
向中央叫板吗?“慧昌”在文中说：“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更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不错，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否说地方的发展战略离不开“强迁”，舍此就免谈?事实恰恰相反。中央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里的关键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前提是“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宜黄的发展关节点是什么?是“强迁”：“离开强迁”就免谈“发展”。“发展”为了强权政治，“发展”的结果就是牺牲人民的利益。难道，这是想犯上作乱不成?!
向法律叫板吗?“慧昌”在文章第五部分“事情的深层次原因”中说：“依法行政是必须的，但一切机械照搬法律，同样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法律并非一用就灵。”谁都知道，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是社会稳定的擎天柱。任何单位和个人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没有任何超越法律的“超人”。文强怎么样，郑少东怎么样?他们都是知法犯法的人，到了还不是被法律制裁?封建帝王都懂得“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道理，现如今怎么区区县级官吏就敢打破规矩，说“法律并非一用就灵”，难道想挑战“王法”不成?!
向人民叫板吗?“慧昌”在文章最后一段中说：“只要地方要发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而且他把政府之所以要“强迁”的根源归结为人民头上：“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悲哀的是,这种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发展观,可能正反映了一些现实，这就是所谓“GDP主义” 的典型症状(土地财政)。这种以“发展成本”为借口，随时“征用”公民权利、社会公平、媒体监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发展的异化。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的“政绩工程”，是的“县富民弱”，是典型的拿百姓开涮，挑战公众的权益底线。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发展，离不开土地GTP衡量指标，这是当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筹码。但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离不开社会的公平正义，任何离开和践踏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谈发展，都是强盗逻辑的叫嚣，最终逃脱不了人民维权的汪洋大海。
日前，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胡锦涛主席发表致辞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专家指出，这次拆迁自焚事件，以及随后的“宜黄投书”，显然不符合总书记的“包容性增长”理念。
刘瑞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包容性增长”是与中央之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以人为本”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可以应用到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具体到经济领域，这次中央就提出了“包容性增长”。当政府与民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以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为主。从中央提出这一命题来看，这一思路政府高层是明确的，但问题是基层还没有对这一精神充分领会。
刘瑞说，当前地方政府不考虑民众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越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就越大。地方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只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把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圆满解决，地方经济的发展才能没有瑕疵，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涵。
“包容性增长”的反义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地方政府强制拆迁与老百姓发生冲突的问题不是近期才出现的，不过宜黄县居然导致住户以自焚进行反抗，实在值得反思。地方政府经常认为，他们要求拆迁本意是好的，是为了当地居民的长远利益，好像在为大家做公益事业一样，但是没有认识到，老百姓考虑的大多是眼前的现实问题，否则不会配合政府工作。
“此次宜黄事件，从根本上说，是当地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无视，是当地公权力在没有足够监督情况下由膨胀到张狂后的必然结果。该事件以及近几年频发的各类暴力强拆事件都充分暴露出，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此类事件中公权力的所作所为是违反我国宪法的，也是不符合‘包容性增长’理念。”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陈剑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也表示，江西宜黄的强拆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利益伤害事件，与总书记“包容性增长”的命题明显相悖。这说明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官员政策水平低下，行事简单、以追求GDP增长为目标，不考虑以人为本，最终导致与当地老百姓之间发生激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