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中介也应及时纳入法治轨道

        不少和我交流看法的人，被这一结果感动，觉得“很温馨”。但我却怎么也感动不起来。首先，这样的“调解”模糊了法律责任主体，试图让已经履约的发包方（自然人）承担“无限责任”。其次，可能存在追责失范的情况，“跑路”的劳务中介应受的惩处并未得以体现。第三，或有误导之嫌，今后如有类似案例，农民工可能就无视合同条款或不签劳务合同，而在“道义”、“亲情”上“逼迫”无直接责任的政府和法庭。最后，当地法庭干警的举措虽然感人，但很难说具有“可持续性”。

        也有学者和我谈起劳务中介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换言之，能否让农民工直接面对劳务市场。我觉得，不仅现阶段，就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劳务中介还将继续存在，关键是健全针对劳务中介的资质认定、信息锁定和司法补救等机制。具体而言，就是每一个劳务输出大县的政府社保部门或劳动服务职能机构，应掌握好劳务中介及其责任人的完整信息；在资质认定的基础上，可考虑严格按照相关比例收取、封存劳务保障金于独立账户；一旦发生劳务中介“跑路”的情况，除启动刑事程序外，由法庭和职能部门启用独立账户内的保障金进行劳务支付，这才是有意义的“司法补救”。有的发达国家还普遍对雇佣单位收取一定比例的“工资保障金”，专门用于直接劳资关系条件下的司法补救。如新加坡法律就规定：雇主按照1.5％的工资比例交纳职工“工资保障金”；在相关独立账户存在和运营的前提下，即便发生企业或雇主破产的情况，也能保障职工工资权益。

        说到底，市场经济还是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政府以及相关管理机关更应该注重“规则”所应起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大力完善农民工讨薪的制度保障。除了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外，在此过程中还要积极推进对中介机构和相关责任人的监管与惩治。同时，对于农民工一方而言，既要让他们能高兴回家、体面过年，也要在今后对其进行必要的普法教育、明确合同主体意识。否则，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还是不得要领，也不利于推进社会的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