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人潮涌动的天安门广场。孟昭瑞摄
新中国成立之际的李国文。
题 记
时间开始了，1949年10月1日。亲历开国大典的一位歌者这样说。
这是一个新纪元，中华民族从跪着死到站着生。虽然战争的余烬还没有熄灭，铁流还在大地上奔突，但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新中国正静静地走来；浸染着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人民将曾经的血泪咽下，将灿烂的笑容展开，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披荆斩棘开始了新的跋涉……
共和国批国庆节的游行彩车之一，是我们费心竭力制作出来的，点缀了节日的欢庆气氛，表达出迎接革命的年轻人，对于新中国成立的一片拥戴之心……
难忘那辆五彩花车
■李国文
南京解放后，1949年5月底，我就读的南京国立剧专决定迁往北京，准备成立新的中央戏剧学院。想不到从此落叶生根，与这座古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60年，共和国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我们每个人也经历了复杂的人生道路，但我始终难忘建国那天，看到我们亲手装饰的彩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接受检阅的那一分激动。
我们装饰出来的彩车，当然无法与日后的规模相比。材料不足，只好因陋就简，难免粗糙，但那是共和国批国庆节的游行彩车之一，是我们费心竭力制作出来的，点缀了节日的欢庆气氛，表达出迎接革命的年轻人，对于新中国成立的一片拥戴之心。
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冲淡了记忆中的一些细枝末节，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是谁提出扎彩车的构想，是学校布置的，还是学生提出来获得老师支持的？记得我们一直等到9月30日的早晨，才有一辆卡车开到铁狮子胡同的操场上。如果是上面决定的，车子早就会开来；如果领导不赞成我们的行动，那再等车也不会来的。我想，那些日子，革命成功的热流，正燃烧着每个人的心，便多了些激情洋溢的色彩。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苏联影片，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后那些浪漫传奇一样，许多不可能都变成可能。车子终于盼来了，于是，按照舞美班同学的想法，也无非镰刀锤子、麦穗车轮的传统装饰，加上一面面红旗，插遍全中国的图板模型。大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组装起来。
进入9月，各厂矿单位都投入到筹备建国盛典的忙碌之中，我们这些从南京剧专来的同学，一些人去辅导广场晚会的集体舞去了，一些人去工厂和学校教唱歌、排节目去了。这彩车的主意，也许是我们这些学理论编剧、舞台美术的同学，想为共和国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庆典场面做些什么，才向校方请缨要求扎一部彩车，从天安门前通过。
但车子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面临着好多想不到的问题。尤其这群年轻人，谁也没有制作彩车的经验。这是个国庆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新课题，于是，边做边改，拆拆装装，忙了一天，到晚间才组装完毕。一试车，出了问题。虽然想到给驾驶员留下足够的视野，可我们谁也没开过车，司机不是只看前进方向而不顾左右。那位开车师傅钻进驾驶室，开了几步，跳出来连说不行不行，一直往前还行，要拐弯，非捅娄子不可。这时，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一点多了。
于是，有人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用纸扎成五颜六色的花儿，将卡车的头部大致遮住，而留下足够的缝隙，使司机能看清左右。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主意，本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但那时刚刚参加革命的我们，一个比一个赛着积极，真是既天真又幼稚，既热情又偏激。没想到话音刚落，马上有人发表反对意见，这怎么能行？花，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吧？然而时间不等人，要么取消这个计划，要么就得把车头暴露出来。
最后还是工人老大哥的意见一锤定音，他认可这种用花装饰且不影响视线的办法。可眼看天就要亮了，从哪找那么多彩纸？即使弄来了，一时间又哪有那么多双巧手，折叠出成千上万朵的纸花？不知谁回去招呼一声，那些去辅导排舞、教歌的同学知道我们赶时间、缺人手，都跑来支援我们。有一句歌词，“那时我们正年轻”，正说明那时我们的心情，年轻人浑身都是活力和热情，尽管夜色深沉，夜风瑟瑟，同宿舍人怕我们受凉，还带来了衣裳，要我们披上，可汗如雨下的我们，谁也顾不上。数小时后，一辆挂满纸花的彩车，终于开出了铁狮子胡同的华大一部，也就是现在人民大学的前身，向天安门方向驶去。
然后，我们又赶去参加学校的游行。这时28响礼炮响起，我跟随着这辆彩车经过检阅台，亲眼看到许多观礼的人在鼓掌，我努力想分辨出在城楼上的领导人，但行进中的大队人马使我无法驻足下来，也只有抱憾了。那五彩缤纷的花车，穿过三座门后，在午后的太阳光底下，真是鲜艳夺目，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60年过去了，要是今天再来装点这辆国庆花车的话，还会一点一点地折叠纸花吗？我想肯定会用最美最美的鲜花。还会产生那种幼稚的争论吗？我想鲜花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谁说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