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水的人像平常一样，在预定的时间内到了家楼下。通过对讲系统让我给他按开了楼下防盗门后，他把桶装水扛上楼，等我开了门，他走进屋把水安装到饮水器上。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城镇居民纷纷放弃饮用自来水，改订每桶12元至18元（人民币，下同，约2.70至4新元）价格高低不等的桶装水。多年来虽然也不时听说桶装水有造假的，但许多人仍觉得喝那个比自来水更安全一点。

　日常饮用桶装水，就得劳驾别人给送水上门，你还得在家等着，经过一段时间，我才摸索出一家水质感觉比较靠得住，送货准时的公司。他们常年来送，日子长了，大家自然熟络了。

　去年年末以后，我发现这家送水公司变成了“一人企业”，听电话接订单的与送水上门的都是同一人。大概上午在办事处接电话，下午就开着小货车四处送水。

　他透露过这行不好干，一个月工资800元（老板包两顿饭），要扛着16公斤重的水沿家挨户送，工人不好请，公司就剩他一人。

　他说：“你这儿算好了，最怕那种没电梯的。”

　北京有些老宿舍，6层楼都没有电梯，他说“那得吃饱了饭才能送。”我心想，得吃相当饱才行。

　在中国长居，如果有空耐心与身边的劳动者——小时工、送货工人、餐馆服务员交谈，常常能听到他们许多的生活牢骚：经济的压力，家庭生活烦恼，孩子教育问题等等，像启动了哪个按钮后不小心涌出的许多细微却真实的生活故事。他们通常不介意与记者侃，我猜想他们也许很愿意听听“有文化”的人跟他们聊天，但更可能是与陌生人说话才能没有包袱地吐露心事。北京市里没听说有提供农民工心理辅导之类的社会服务。

　人都有梦想，从农村到大城市讨生活，看到城市人较舒适的生活，希冀有朝一日能过得类似，却完全不知道从何做起，如何去奋斗。于是一天天重复着工作，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在他们现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与他们理想的彼岸之间，真的有一条可以通达的路。送水的先生说，他中学毕业后即因家贫辍学，从东北到北京打工。当年的同学们很多大学毕业了，他没再与他们联系。2007年大着胆子在北京郊区供下一处房产，现在感觉房贷比16公斤的水还沉重。

　　去年夏天，10岁的女儿从东北来北京看爸爸妈妈，他带了女儿上王府井玩。想买个冰糖葫芦给女儿，5块钱一串并非买不起，但想到下个月的房贷，觉得拿5块钱都有压力。

　　“那一刻，真是觉得心酸。”

　我听着他说故事，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昨天处理中国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当西方发达经济体都陷入经济衰退泥沼的时候，中国一枝独秀地保持6.1%增长率，经济学家预测它将率先走出危机，成为最早复苏的国家。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看着块头越来越大的中国，话题从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谈到中美共同利益论，中国在G20峰会上得足了面子，但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国家崛起的关系有多密切？

　送水的先生说起理论来是一套一套的，他说：“中国就是人太多，劳动力过剩，没办法。”我觉得我能够做的，好像只是在偶尔有空时听他发发牢骚。在这里久了，不再对服务人员发脾气，因为真知道大家过得不容易，那个艰难我们体会不到。

　而且你仅能做的一点倾听，也会得到当事人的真诚感激。那天他谈着谈着，突然打住走了。一小时后很客气地发来手机短信：“刚才很不好意思跟你唠叨了那么久，耽误您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