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棉大衣的饶斌，站在湖北十堰的大山上，用手指着脚下的沟沟壑壑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们就把二汽建在这里吧。”
这是1966年的年初，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氛围下，中央决定把共和国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建在“三线”是因为这里虽地处山区，但交通相对便利，而且相对隐蔽。
1966年5月上旬，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鄂西地区“三线”建设厂址讨论会，在“三线”有建设任务的国家多个部委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饶斌等人的建议，确定了二汽的厂址。
接下来，数以万计的建设大军涌入湖北十堰。二汽的建设就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激励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从一汽到二汽
饶斌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九一八”事变后，在“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思想激励下，饶斌忍痛离开已经沦陷的家乡，转入上海同济医学院读书。
作为一名流亡关内的青年学生，饶斌曾和同学们一道赴南京请愿，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敦促国民党政府放弃内战、全面抗日。他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抗日、要救国，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饶斌如愿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3年，党中央决定建设汽车制造厂。当时40岁的饶斌已经当上了哈尔滨市市长，他自告奋勇地申请参加一汽的建设，要为国家的汽车工业贡献力量。
据当事者回忆，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汽的人事安排，当提到饶斌的任命时，毛泽东主席风趣地问：就是那个当哈尔滨市长的白面书生吧？周恩来回答：是。毛主席担心饶斌能否挑起一汽这个重担，接着又问：他很厉害吗？参加会议的领导回答：是的。就这样饶斌的任命通过了。
1956年7月14日，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批解放牌载货汽车驶出一汽的大门，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毛主席非常兴奋，饶斌的工作能力从此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0年1月，饶斌奉命调回北京，担任机械部副部长兼汽车轴承局局长。1963年，他被下放到南京汽车制造厂锻炼改造，一个副省部级干部下放到一个规格不高的工厂里，出行靠走路或骑自行车，而不是乘小轿车，吃饭排队，甚至会因为一些小事，受到伙房炊事员的斥责。面对这一切，饶斌坦然处之，他认为这是好事，这让他又回到了人民大众当中。
1964年，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之后，中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家在这一年里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根据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毛主席提出，“是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时候了。”因此，中央决定在南方再建一个汽车厂。于是，筹建二汽的工作理所当然地又落到了饶斌的头上。
第二汽车制造厂就是人们现在所熟知的东风汽车(行情股吧)集团的前身。
艰难岁月中的坚守
二汽筹办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饶斌经常夹个棕色大皮包，到处奔波，不是到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去为二汽选址，就是找同行研究二汽的组建。
当时，因为有了建设一汽的经验，饶斌提出要用“全国聚宝”的方式建设二汽，既调动一汽等相关汽车企业的骨干力量承包二汽的基建，并采用国产设备为主，适当引进部分国外先进设备的方式建设二汽，这一建厂思路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的肯定。
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二汽的建设不可避免地会有惊涛骇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饶斌听到许多九死一生、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老领导、老同志一下子变成了“走资派”、“反革命”，被戴帽游街，反复批斗，对此，他感到很困惑，弄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虽不理解，但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他读了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之后，在日记中写到，“我50多岁了，应该是更成熟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50多岁的我，应该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一些。”
尽管严格要求自己，饶斌还是没能躲过被“揪出”批斗的命运。
一群刚毕业的红卫兵造反派将他团团围住，逼迫他跪在桌子上，然后用胶管裹着钢丝狠狠抽打他，逼他承认自己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假党员。
文革初期，二汽技术负责人陈祖涛因为曾经去苏联学习过，便被造反派定性为“苏修特务”，遭到多次批斗。饶斌爱才心切，他当时虽然也被造反派和红卫兵们批斗和监视使用，但多少还有点儿权，他就以二汽建设需要为由，将陈祖涛救了出来。
1967年10月，饶斌因假党员问题“靠边站”，无法继续参加二汽的筹建工作，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由于扣发工资，他的个人生活也陷于艰难。1968年2月，长春来电，勒令饶斌去长春一汽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到了长春一汽，饶斌一边挨批斗，一边仍然在思考着二汽的筹建问题：热处理部分如何集中和分散；水箱、刹车如何改进与提高；储运规划和仓库如何实现机械化；如何加快绘制产品图纸等。为此，饶斌背着造反派一次又一次悄悄去找技术人员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饶斌在一汽工人中的威望很高，一汽的工人群众并没有对他进行肉体上的折磨。
可惜好景不长，1968年7月，二汽“大联委”又成立了“饶斌专案组”。因为饶斌在工作中器重苏联留学归国的技术员，专案组怀疑他是苏修的“特务”。他们将饶斌押回十堰，对饶斌进行刑讯逼供。造反派们轮番打他，扇他耳光，有时通宵地拷打、折磨他。曾经让他跪在长凳上再将他捆起来，让他动弹不得，直到天亮。饶斌不堪摧残，血压骤升，几度昏死过去。但造反派头目却在一旁画着漫画阴阳怪气的说，“长颈鹿的血压更高，饶斌死不了。”
关键时刻，毛主席再一次改变了饶斌的命运。
当年的9月，毛泽东赴湖北省视察工作时说：“康世恩、饶斌都是有专长的人，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让他们出来工作。”于是，年底，饶斌又幸运地回到了二汽的建设工地。
实施“全国聚宝”战略
至此，饶斌才得以在二汽逐步实施他的“全国聚宝”战略。
二汽建设的大量工作要依靠一汽，这是饶斌的一贯思想。早在1965年，一汽就成立了支援二汽办公室，投入了很大力量，包建二汽大量的骨干专业厂，成为二汽建设的支柱力量。同时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汽车行业相关企业，也承担了部分二汽专业厂的建设工作。
不过在整个文革期间，二汽的建设工作不断地受到各种干扰。二汽接受军管之后，当时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提出要把二汽建设改为村落化、乡土化企业，搞“四边”企业，即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设备、边生产。造反派的技术员还要搞“设计革命”，非要把一些减轻体力的设备和必要的厂房设备取消，说是以免工人变成“修正主义”。
饶斌将这一切及时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做了汇报，李先念气愤地表示，“不建这个厂不就更节约了吗？”
为了抵制外界对二汽建设的干扰，饶斌提出，工程建设“质量”的要求，却立刻遭到军代表的指责，说饶斌又要走回技术挂帅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饶斌则绵里藏针地反击：二汽建设质量的方针，是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批判。
政治走向一直干扰着二汽的建设，与建设一汽相比，饶斌不仅要呕心沥血地领导二汽的基本建设和设备安装，还要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应对当时极左思潮对工程建设的各种破坏。
据饶斌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周围无人的情况下，饶斌曾经和他谈起二汽的建设。饶斌从建厂的指导方针，谈到二汽的未来发展，他数着世界上几家大汽车厂的产能有多少，感叹中国汽车工业落后的现状。当时，饶斌遥望着晚霞映红的天空，情不自禁地吟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或许，当时的饶斌既是在为自己的蹉跎岁月而感叹，也是在为中国汽车工业浪费掉的时光而感到惋惜吧？
“我愿化作一座桥梁”
饶斌在一汽工作了7年，在二汽工作了16年。他刚到十堰时，二汽还只是一个美好的蓝图。而走的时候，他交给国家的则是一座年产10万辆中型卡车的汽车企业。
1979年元月，中央再次将饶斌调回北京，让他担任一机部副部长，并分管汽车行业。
其后，饶斌还主持了上海汽车(行情股吧)厂和德国大众的合资工作。当时的大众董事长兼总裁哈恩对饶斌相当敬佩。哈恩认为，饶斌不仅是一个懂行的汽车专家，还是一个政治家，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就如同在与一个国家打交道。
1987年7月，饶斌去参加一个新中国汽车工业的纪念活动，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汽车工业次创业是建设一汽、二汽，这是从无到有的创业，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中国汽车工业第二次创业则是完成了改型换代这一历史任务，让中国的汽车工业建立起了完整的现代化体系。而迎接小轿车的发展，让小轿车进入中国家庭是中国汽车工业第三次创业的基本内容。前两次创业我都参加了，第三次创业我可能出不上力了，但我愿意趴在地上，化作一座桥梁，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的把轿车造出来，实现几代中国人的轿车梦，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个胜利。”
言毕，饶斌潸然泪下。饶斌的话打动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
这也是饶斌的最后一次演讲，十几天以后，他病倒在上海。1987年8月29日，饶斌病逝，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