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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来看，笔者认为，出土《周易》材料所引起的研究热点，目前还是在文字的释读和文本的校注等方面。在此一方面，学界产生了一些问题，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楚竹书本所独具的首符和尾符，为他本所无。不过，它们在文本中的含义和作用是什么?但凡研究《周易》或出土《周易》材料的人，对此几乎没有不感兴趣的。对于这一全新的文本现象，许多学者曾下了很大的研究工夫，得出了一些推论，但现在看来，还不太严密，过头的结论占据了书刊版面。其重要性在于，这是个全新的问题，超出了人们既往的知识，大家都不曾料到。过去，有人曾发高论，认为在先秦《周易》文本没有爻题，爻题是后人加上去的，还认真地论证了一番。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邻人疑斧式的断想。综合《小象》、《文言》、《系辞》引经之例及楚竹书本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爻题的产生至迟在战国中期之前。而高亨认为爻题为“晚周人所加”的意见，现在看来也受到当时疑经疑古风气的深重影响，明显地将其产生的时间拉后了许多。回过头来看，笔者的问题是，即使我们依据楚竹书本破除了这一说法，甚至破除了那种“先秦无《易经》”的十分狂谬的“大胆设想”，可是这到底又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呢?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疑人挠心而抛出来的“莫须有”的东西，然而因为与那样一种带着严重的文化自虐倾向的时代风气相应和，而得以长期在学术界郑重地流传开来!两三代人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积累了这么多有影响力的“或许是”的观点，到头来后人却发现是兜了一个大圈子，好像“噱头”一般，这是时代的可悲、学者的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