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公众如何使用武汉口罩--像刷牙一样成为习惯

　上世纪30年代，长沙私立行素中学(长沙市七中的前身之一)的学生，要将口罩使用和刷牙、晒太阳、早起一样，视为必须养成的生活习惯，口罩迈出日常普及步。

　民国时期，武汉口罩被视为“卫生”的标志，医护人员自不必说，即便理发店师傅也需要戴上口罩，以示卫生，从而招来挑剔的顾客。这一观念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那个雾霾天没有成为公共话题的年代，口罩自不会用来防护PM2.5。在漳州PX项目再次爆炸的今天，民众或许能用“纱布防毒口罩”来防护有害气体。只是现在相比以前，口罩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使用口罩已成“习惯之自然”。

　　武汉口罩在宫廷用绢布蒙住口鼻，气息不能碰到食物

　800多年前的元朝宫廷，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次见到了被后人视为“口罩”的玩意儿。

　那天他在元朝宫殿里看到，“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蒙口鼻的太监们都戴着口罩类的绢布，生怕自己影响了宫殿食物。后也有考证称，那块布不简单，是用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

　有人认为这可能与中国古代某些有洁癖的皇帝有关。不过这是否仅是偶然，还是已普及到日常生活中，不得而知。但在不少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家笔下，古代刺客们的形象，大多是蒙面、黑衣，黑帽，夜行。蒙面的丝巾或布，或许是当时人对“口罩”的一种想象。

　到了近现代，武汉口罩不会只是一块布那么简单。当中国还在纠结是否需要变法的年代，1897年，德国医生莱德奇将口罩与“卫生”联系在一起，在做手术时戴上口罩，各种讲究就接踵而来。

　以民国时期常用的“纱布口罩”为例，在1937年国民政府军工部兵工署编纂的《简易纱布防毒口罩制法》一书中，军方告知民众，制作纱布防毒口罩，需要纱布、酒精、优洛托品、碳酸钠等物件或元素。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民众仍需备好蓖麻油、甘油、软肥皂等物品调制一种“药方”，再通过垫放棉花、包折药膏等5个步骤制成，十分复杂。

　这一方法复杂而效率低，也许只有学生能够忍受。1937年，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就接收了诸多民众送来的口罩，这些口罩来自学校学生，他们利用剪作课程制造而成。

　武汉口罩被赋予“卫生”的标识，卫生便是它的用途。在某些司空见惯的行业开始流行起来，比如理发。

　1926年的重庆合川县某一理发店，为了防止理发工口鼻中携带的病菌掉在客人身上，“店内理发工穿白衣，戴白帽，有的还戴白色口罩。”这家理发店招来的大多是达官贵人的太太和显要的军属。

　理发工戴口罩剃头的场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也能见到。那时湖南常宁县开展爱国主义卫生运动，理发店需设置痰盂，理发员需穿白衣、戴口罩为人理发。更多“食品从业人员穿工作服、系围裙、戴口罩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武汉口罩之于卫生的重要，湖南的中学生在1930年代可能已经认识到了。湖南私立行素中学(长沙市七中前身之一)推行公民训练，采用了湖南教育家邬干于编写的《干于公民训练255件事细目》作为“教材”，在健康习惯一栏中，“口罩使用”作为第13件事，和早起、刷牙、习惯晒太阳、烫食具一起，作为每天要养成的“健康习惯”。

　不过，口罩在卫生用途之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用途——隐藏身份。1928年的上海某租界公园，禁止华人入内。但外国人的孩子入公园，有时不得不需要中国奶妈照顾。这时园方有些为难，但随后就有了解决办法：请奶妈入园时戴上口罩，以隐藏自己的华人面孔。

    武汉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