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再次提出互联网要与企业深度融合。之前,2015
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战略,同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互联网+”要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理论研究上,传统企业理论更多认为企业转型升级是企业的价值链不断延伸的结果,强调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产业价值链、商业模式等作用,很少关注互联网的作用模式等创新研究。在“互联网+”背景以及我国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系统地剖析“互联网+”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影响的模式,对促进互联网与传统企业的深度融合,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重的优化和继承作用均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借鉴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互联网与企业转型升级模式
针对“互联网+”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影响模式研究集中在国内文献研究,国外最早关于模式研究,如Tom
J. Peters 分析提出互联网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不可复制性等特点决定了厂商的商业模式也具有高度的随机性与柔性化。之后,出现了B2B
模式(Scully&Woods,1999)
以及O2O
模式(Shankar,V. et al. ,2003;Cotten S,R. et al. ,2004;Subrahmanyam Ket al. , 2008 )。接着,William&James
R. (2003)研究认为互联网可以企业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借助互联网可以增加企业供应链附加值,并建议培育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在于建立买者与卖着稳定的社会联系模式。在国内,贾建忠(2012)研究认为产业转型升级群效应的主要特征包括拉动性、共同行动性、资源依赖性,提出了共生共享型、供应链视角型、公用生产平台型、龙头带动的资源整合优势型等四种类型产业转型升级模式。“互联网+”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主要在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根源于“互联网+”商业模式所具有的多重竞争优势,即渠道优势、长尾效应优势、价值优势与产业链资源整合优势(郝身永,2015)
。立足于互联网的多重优势,罗珉、李亮宇(2015)基于社群平台模式,从价值创造出发,讨论了互联网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价值创造在载体、方式与逻辑的差异,最后从租金视角分析了商业模式的内在驱触发,阐述了互联网时代连接客户深层次需求的重要性,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就是连接红利。另外一方面,互联网的作用也体现在流通领域,谢莉娟(2015)结合大型流通组织的全球供应链管理经验,提炼了零售制造商的基本模式与关键优势,提出了流通内部分工与协同机制对增强流通业逆向整合整体实力的价值与意义,阐述了由渠道视角到供应链视角的批发组织分化、转化与转型思路,并提出了流通商主导供应链模式对引领产业升级有积极意义。在制造业领域,童有好(2015)提出了互联网+制造业服务化思路,认为研发与整体方案的解决是制造业服务化的重要内容,而服务是制造业价值增值的主要环节
。随后,吴义爽、盛亚和蔡宁(2016)选择以青岛红领服饰与佛山唯尚家居案例,针对个性化定制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之间的两难,通过理论构建和案例分析论证了基于“互联网+”的大规模职能定制实现机理,研究表明借助“互联网+”的虚拟市场效应和数据化技术效应,企业可以在规模意义上通过个性化定制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之间的无缝对接。最后,刘建刚等(2016)以滴滴出行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对现有资源进行研究,逐步提炼出概念、初始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研究滴滴出行的转型升级模式创新路径
。
国内部分学者则关注互联网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模式影响,代表:柳洲(2015)提出了“互联网+”型产业集群模式,认为其升级路径在于“融合—改造—创新”的渐进路径,重点分析了电商驱动型与工业4.
0 驱动型产业集群升级路径选择。王保龙、王立君与宋元涛(2016)更关注产业集群的推动主体,分析了“互联网+产业集群”三种模式,即政府主导型、行业巨头主导型与第三方平台型,并揭示了产业集群互联网化的巨大潜能,认为互联网会促进产能消化、制造业柔性化、制造品牌化以及产业链互联网化
。最后,张乃也、刘蕾和鄢章华(2017)对产业集群升级划分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领域升级四个阶段理论基础上,引入“四阶段”升级标准,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推动集群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即“互联网+”的资源整合与大数据分析可以提高零边际成本、供求信息匹配、资源共享与熟悉集群内外部
环境,从而形成信息优势、柔性化生产优势、知识溢出效应优势与提高集群竞争力优势,并推动产业集群创新,最终作用到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领域升级。
(二)企业转型升级模式影响因素
随着研究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企业转型升级模式的影响因素,杨桂菊(2010)选择捷安特、格兰仕、万向、精威为案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构建了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模型,得出结论是:合作研发是中小OEM
企业提升技术的有效手段;高层领导创业精神是促进ODM
到OBM
阶段的关键因素;本土市场自创品牌的经验积累对OBM
升级到IBM至关重要。之后,孔伟杰(2012)通过对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大样本调查,搜集了11
个地市、37
个制造业的1454
份问卷,用统计实证考察了企业创新行为与企业规模及企业转型升级之间的联系,得出结论是大企业更关注产业转型,中型企业更注重企业类型转型,单纯依靠出口数量扩张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发达国家的后向技术关联效应有利于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最后,周长富、杜宇玮(2012)以国际代工特征显著的江苏省昆山市为例,利用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调查数据总结了转型升级的成就,认为企业的价值链升级能减少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对外需市场依赖越小,企业越容易转型升级,并且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能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反而会陷入对国际代工模式的路径依赖。杨桂菊(2013)以比亚迪公司从OEM
到OBM
的转型升级为案例,研究发现企业家创新理念与机会感知能力是代工企业实施战略创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这些文献都是从技术创新、高管创业精神、价值链等因素来分析如何影响产业转型升级模式。然而在2015
年正式提出“互联网+”战略后,互联网对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开始被关注。李晓华(2016)认为“互联网+”具有连接一起、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技术特征,对整合经济的生产模式、产业业态与商业模式会产生重大影响,对促进创新驱动转型、医生传统产业竞争力、发现新的增长触发等均具有重要意义。接着,朱晓莉、王全忠和周宏(2016)以湖南省益阳市“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为例,阐述了“互联网+”嵌入专业化服务的具体运作模式,分析农户响应“田田圈”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认为农户经营的耕地规模是影响其加入决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服务的农户面积规模对加入决策具有正向影响
。然而, 王山和奉公(2016)研究构建了“互联网+”创新驱动下的农业产业链融合的新型模式———农业虚拟产业集群(AVIC),认为生产AVIC
的触发机制为风险规避机制、政策推动机制、优势整合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企业家精神机制,而网络平台建设和集群组织模式成为AVIC
首要考虑问题。
三、企业模式创新及实践案例
(一)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模式
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基本要求:,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建立产销模式;第二,企业将生产工艺和产品各功能部分模块化,在模块化的同时坚持标准化生产;第三,通过供应链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过程的网络化组织和管理,产品的开发、设计、制造、装配、销售以及服务的全过程,通过社会供应链管理系统得以优化。另外,打破了原有大规模生产的各部门割裂的现状,各部门共同努力满足顾客需求,将生产营销管理与前端的智能定制超市等零售部门结合起来一起协作。大规模定制的主要成本降低在于缩短生产准备时间和减少生产批量的同时,满足客户个性化定制需求。该模式的个性化选择依据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依托私享定制平台,经过3D
可视化选择;二是依托大数据平台经过整合行业数据。个性化选择基础,通过基于互联网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进行分解加工及智能排版,获取计算机数值控制(CAM)裁片,再经过生产过程执行系统(MES)调度,进入智能缝纫阶段。再根据物联网自动识别技术(RFID)
以及服装产品开发设计(PAD)获得制作详细信息,最后经智能吊挂与筛选后获得组合成衣(见图1)。
以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截止2017年年底,公司拥有1500
多家实体销售网点及覆盖主流销售平台的线上营销网络。从2015
年开始,报喜鸟集团大力推进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模式,做深全品类个性化私人订制。报喜鸟已经100%实现全品类私人定制,现在私人定制业务收入达到近30%。同时,公司的“服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试点示范”项目在2016
年顺利入选国家工信部公布了智能制造试点,项目是以工业4.0智能化生产为支撑,打破个性定制难以规模生产的瓶颈,做深全品类个性化定制领域。
(二)社会化及柔性化协同制造模式
社会化及柔性化制造是个性化营销、柔性化生产和社会化协作的供应链三者结合体,在研发数字化、决策数据化、管理信息化、生产智能化基础上,实现设计、分拆、数据、智能工台及立体成型的过程,面对需求变化,其供应链快速响应由于社会化及柔性化具有足够的弹性(见图2)。社会化及柔性化制造分为两个层面:方面是系统适应外部场景及环境变化的能力;第二方面是系统适应内部变化的能力。社会化及柔性化制造主要的特征是?钢饕揽坑懈叨壬缁峄叭嵝曰囊约扑慊鼗参鞯闹圃焐璞咐词迪侄嗥分?/span>、小批量的生产。典型的柔性制造系统最主要由数字控制加工设备、计算机控制模块、物料储运系统和信息控制系统等组成,可总结为加工设备、物料流以及信息流。优点在于柔性化制造设备利用率高,每个加工零件都锁定了对应的机床,零件的装卡工作早在送上车床之前的装卸站已经完成,可进行不间断作
业。同时,还将工台换成柔性制造系统,可以减少投资。最后,柔性制造在应对机床故障等突发性事件中,维持生产能力较强。
以广东精威智能机器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13年来一直专注于精确称重包装和食品机械、数粒机、机械手等智能设备的拓展。是国内组合秤包装机械制造与销售规模双居行业领军者地位的企业。国际上包装和食品机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特点:一是可适应产品的更新变化。包装机械要具有很高的柔性和灵活性,生产线允许在一定的尺寸范围内包装物大小可以变化。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远短于设备使用寿命,变更产品及包装不至于更换昂贵的包装生产线;二是对生产效率要求越高越好。这样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满足交货期。高速包装机要求与前道工序要有相关衔接,不需搬运环节,包括控制衔接,整个生产线按生产及包装工序排列要做到倒序启动,顺序停机。如冷灌装生产线从塑料原料自动上线到饮料灌装、大包装码垛全部自动在封闭车间内进行;三是设备常见故障迅速排除。解决方案预先输入电脑,当设备出现常见的故障时可以自行诊断,亦可实行远程诊断并排除故障;四是通过将数据实时对接ERP
匹配版型的3D
模型,然后二维化拆解零件,用机械手自动分拣码垛实现快速响应,并有效的将产业与互联网技术有机结合,打造互联网+产业的完美闭环。
(三)C2B
服务型制造模式
C2B
模式是互联网经济时代新的商业模式,是对B2C
模式的颠覆。在用户阶段,关注客户的同时也关注潜在消费群,尤其是长尾用户,C2B
将构筑厂商、渠道和消费者之间完美铁三角,创造价值增量;在研发阶段,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参与到研发中去;在生产阶段,规模定制化而非规模批量化;在营销中,用户将参与信息的传播与推广;在销售阶段,以单定产而非以销定产;在服务阶段,关注用户体验,而非CRM
管理。C2B
定制具有充分彰显用户的个性、数据处理能力极强、服务专业规范、具备全产业链体系等突出特点(见图3)。从C2B
的发展阶段来看分为聚定制、模块定制、深度定制。聚定制通过聚合客户的需求组织商家批量生产,提前锁定用户群,可以有效缓解B2C
模式下商家盲目生产带来的资源浪费,降低企业的生产及库存成本,提升产品周转率;聚定制并不涉及到在B
端产品环节本身的定制,而模块定制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模块化、菜单式的有限定制,其实更多是还是倾向于让消费者去适应企业既有的供应链,而深度定制是一种深入的参与式定制,客户能参与到全流程的定制环节。
以杭州市VOA
服饰为例,工期通过天猫、唯品会等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年收入近3
个亿。通过为期6个月,对个性化定制车间、技术中心、BOM(产品结构及工艺流程)柔性配置、自动排产体系、供应链管理体系、个性化生产线、原料成品仓储点及信息化系统八大系统的改善,打造了智能化数字化渠道的C2B
服务型制造模式。顾客可以在个性化的面料超市中挑选面料,企业依据构筑的智能化平台,实现了个性化版型的快速匹配。
(四)远程智能运维服务模式
远程智能运维服务作为智能制造模式的一种,是主动预防型运维、全生命周期运维和集成系统运维在集中化、共享化、智慧化趋势下的集中体现。传统运维都是相关工程师去现场进行问题设备的诊断和排查,这不仅成本较高,而且不能通过大数据进行提前预警和排查。它打破了人、物和数据的空间与物理界限,是智慧化运维在智能制造服务环节的集中体现。远程运维平台可以实现物联呈现、基础档案、业务流程、基础管理、故障管理和资产管理等功能远程运维服务存在一定的空间界性。远程智能运维服务模式拥有四大块:,广泛性、网络型的服务与仓储体系是业务的支撑。第二,智能化技术和设备的改造与运用是服务基础。第三,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的建设与管理是技术保障。第四,“智慧大脑”+“高效前台”的运维方案是价值核心。在该模式上,“智慧大脑”用来对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实现自我学习和持续优化,用来提供系统集成方案。而模式中的“高效前台”用来实现线上与线下服务的衔接,线下服务的及时、快速响应和
解决方案的实施。远程智能运维平台的模式
如图4
所示。
以金风科技为例,公司致力于成为国际化的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截至2017
年底,公司全球累计装机超过44GW,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040
万吨,再造森林4,940
万立方米。金风科技的远程智能运维模式体现在:首先,公司从被动的故障维修向主动的预防性运维转变。公司建立了风机故障预警平台。专家团队对机组运行数据、运维数据、环境预测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和深度挖掘,提供设备工况的预警、环境安全的预测分析。其次,公司的运维方式从间断式运维向全生命周期运维转变。金风科技提出了“全生命周期运维”的服务理念,将十几年中运行出现的故障、处理方案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最后,公司的运维方式从硬件设备运维向系统集成服务运维转变。集中化、共享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使
得风电运维由传统的硬件设备运维方式转型升级为先进技术融合下的提供集中共享、集成系统解决方案。平台通过将科技智慧能源服务(SES)和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平台(SM)融合,为超过2
万组风机提供并网管理、监控管理、运营维护管理等系统集成运营维护方案,集中功率预测模型在硬件投入和后期运营成本上降低30%。
(五)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
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主要针对现代农业自身特点与互联网特征,采用“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该模式依托互联网技术端的应用,包括“云端服务+网络服务+应用技术”的互联网多层架构,并能覆盖农产品的生产环节、流动环节与消费环节,具有较强的产业链纵向整合、战略合作及横向并购的能力,具有完整的农业物资产品线、完善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各环节农业信息化导入以及具有场景的产销交互环节及配套服务(见图5)。
以浙江华腾牧业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一家从事配合饲料加工、销售和饲料原料贸易以及养殖机械供应、农业服务的现代化企业,拥有饲料加工生产流水线两条,形成了从饲料原料仓储、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及猪肉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华腾牧业利用实施智慧农业建设项目,综合运用物联网技术、智能监控技术、云计算技术、射频识别技术、移动互联技术和饲养管理专家系统。2015
年公司投资建立了现代生态智慧牧场,智慧牧场系统的建成和生产应用,既实现了养猪场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又为生猪在最适宜环境下健康生长、饲喂和生产绿色优质产品创造了条件,实践表明采用“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增效显著。
四、企业模式创新的理论诠释
从五种创新模式及微观案例来看,“互联网+”战略发展要求企业与企业之间建立紧密联盟关系,以方便双方价值创造能够重构并相互深度融合并形成新的商业模式。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在于企业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在面对“互联网+”战略外部宏观冲击的适应性调节过程,强调企业借助互联网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要素,重新排列和整合自身价值创造过程,并由整合所带来的新商业模式、新服务与新产品而在原产业中创造出全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对原有产业及市场基础进行改造重组后增强产业的竞争力。因此,在理论上存在三个逻辑:
逻辑一:从原有企业到“智造商”。“互联网+”战略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功能会增强传统微观企业营销与生产效率。传统微观企业在初期阶段,其流水线、标准化以及替代产品低成本竞争的战略已经不适应社会大众的多元化需求,企业的市场基础与商业模式将会面临重构,从过去的B2B、B2C
向C2B
转变,从单一线下向O2O
转变。由于需求会导致创新,传统微观企业需要多产品、小批量、个性化的产品并持续不断的创新占据着市场。随着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以及相互交织的经济活动,就需要构建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的智能化制造体系。在此体系下,传统微观企业的价值链将会向需求驱动下的柔性化体系转型,过去的商业模式将会被打破并重构,呈现“智造商”的显著特征,具体体现在:一是“互联网+”背景下基于大数据、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传统微观企业运营效率大幅度提升;二是“互联网+”背景下基
于大数据、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传统微观企业拥有超常的前瞻性生产、库存、管理与销售能力;三是“互联网+”背景下基于大数据、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传统微观企业拥有全生产流水线的质量控制能力;四是“互联网+”背景下依托物联网的供应链管理及协同管理体系会大幅度提升控制并压缩传统微观企业的流通成本能力。
逻辑二:从原有企业到“服务商”。随着市场竞争格局加剧,传统制造业企业不仅仅需要提供产品,还要在大数据及物联网背景下去挖掘产品消费者中的衍生需求,需要通过“产品+服务”、“产品+设计”等功能创新模式来满足社会大众需求,这种模式呈现个性化、社区化、交互化、情景化、定制化的新零售特征。服务化将使传统制造企业向“制造商+服务商”转变,由此需要跨越制造价值链与服务价值链,从以产品管理为中心到以客户管理为中心,为社会大众提供的场景化消费体验与人性化服务。针对服务型企业,“互联网+”
的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IT
技术、互联网“脱媒”功能、关系整合功能以及超前预测功能带来的冲击影响,会逐步倒逼传统服务型企业向更加适应现代人和现代城市发展的动态需求发展,并向现代服务商转变。具体特征为:一是“互联网+”背景下市场竞争的关键点发生转移,服务化转型强调基于微观企业产品的关联服务与支持服务,通过情景化、交互化与定制化的服务,化满足社会大众的个性化需求。二是“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微观产品的商业模式发生变革。新的商业模式在关注产品的技术性同时,企业还会主动将消费者创意设计及文化属性引入到产品设计过程。三是“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将会改变。在服务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将会更多的关注消费者、产品要素供应商以及服务要素提供商的相互协同,通过动态协作优化资源集成并成为系统服务的提供商。四是“互联网+”背景下针对服务业传统企业,“互联网+”会突破了消费性服务业领域,形成了新的生产型服务业、知识型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新领域及新模式,通过服务功能换代和服务模式创新而产生新的服务方式,并呈现高文化品位和高技术含量、高增值服务、高素质及高智力的人力资源结构、高感情体验及高精神享受的现代服务商特征。
逻辑三:从原有企业到“整合商”。在“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微观企业需要动态的获得核心竞争优势,就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并开展新的企业发展战略计划,这种战略计划就需要一个具有超强整合能力的平台,往往需要借力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创业投资资本或其他资本增量,一方面进行技术创新获取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对产业上下游或跨产业的并购重组,不断获得产业的竞争优势。传统微观企业成长的理论逻辑就是从中小企业到规上企业,从单一组织到多事业部,从单一主体到总分公司、母子公司,从单一行业经营到跨行业经营,这种“互联网+”背景下的成长嬗变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及资源整合的功效。具体体现在:一是“互联网+”背景下微观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进行跨行业的布局,新的商业模式逐步形成,并达到均衡状态;二是“互联网+”背景下微观企业组织的跨行业布局及多行业组合会使企业的经营更加稳定,跨行业或多行业可以形成各个组织平台的资源互补与协同格局,构筑产业上下游或跨行业的系统资源整合商。三是“互联网+”背景下微观组织的跨行业布局及多行业组合会使企业的经营模式发生重构,不仅仅关注产品技术性、服务的多样性与技术的性,而会强调跨行业资源调配的主导性。四是“互联网+”背景下关注的重心会从“产品+服务”的资源积累,转变到各类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带来的更有竞争格局的组合优势。
五、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结合企业创新模式及其实践案例与理论诠释,本文认为企业转型升级过程是企业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面对“互联网+”战略外部冲击的适应性调节及嬗变的过程。在不同的情境下,企业在转型升级模式上存在五种典型创新模式,分别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社会化及柔性化协同制造、C2B
服务型制造、远程智能运维服务及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同时,在“互联网+”的作用机制下,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是一致的,在“互联网+”的作用机制下,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为制造商、服务商以及整合商。本文研究主要建立在国内外影响文献基础上,结合实践案例,提出了五种创新模式,分别覆盖了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提出了“互联网+”战略作用企业转型升级的一致性理论逻辑。但是“互联网+”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
究竟存在什么冲击?
一致性理论逻辑是不是适用于解释其他类型的企业转型升级逻辑?
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如何?
这种影响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均值得今后开展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