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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京云锦
发布日期：2008-08-29

一、中国自古是丝绸大国中国是桑蚕丝绸的发源地，桑蚕丝绸在中国已有７０００年的历史。伴随着中华远古文明的萌动，丝绸就承载起我们祖先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黄帝之妻嫘祖教民养蚕制丝的神话传说，为沉迷的历史长河放射着诱人的光芒。丝绸以她动人心魄的魅力，成为中国奉献给世界文明宝库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浙江余姚河姆渡６９００年前遗址出土的纺织机具部件和饰有蚕纹的象牙盅，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５６００～６０００年前遗址出土的半个经人工割切的蚕茧，辽宁沙锅屯仰韶文化遗址和距今５０００年前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蚕和玉蚕，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都说明中华祖先敬奉蚕神的习俗和对蚕桑事业的重视。１９８４年在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５５００年的丝织品残片。１９５８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４７００年的丝织品，则证明中国远在５５００年前已经掌握了蚕丝缫纺和手工织造技术。公元前２１世纪时（夏代），王宫里的宫女们在春天从事蚕事劳动，已成为常规制度；公元前１６世纪时（商代），王宫里有专门掌管蚕桑生产的女官叫“女蚕”，商代的回纹绮、雷纹条花绮、纨、榖、罗等织物印痕都曾在铜器印痕中发现。公元前１１世纪时（西周）规定了王后亲蚕的制度，政府设有“典妇功”、“典丝”、“染人”、“掌染草”等官职管理丝绸生产，并开始了多彩提花丝织物——织锦的生产。公元前８世纪，中国齐、鲁一带已成为丝绸生产的中心，陈留、襄邑就以出产锦绣扬名。早在公元前１７世纪，商代的先祖王亥就驾着牛车到北方有易氏（狄族）地区去进行丝帛的交易，后来中国丝绸通过西伯利亚各部落的中间商之手，远销到希腊、罗马。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公元前５世纪古墓中，发现了中国生产的翟鸟穿花纹刺绣鞍褥面，纹样风格和刺绣针法都和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及湖北江陵马山砖厂战国楚墓出土的刺绣品一致。德国斯图加特西北２０公里一座凯尔特时期（公元前５世纪）古墓主人的衣服也镶满了厚实鲜艳的中国丝绸。当时从西北通往中亚的大路尚未开通，故丝绸在古希腊价格与黄金相等，但仍受到欢迎。古希腊人称中国为Ｓｅｒｅｓ，即丝绸之国。从战国时期（公元前４７５年—２２１年）的丝绸实物分析得知，中国当时已经发明用花本提花的织机，公元１世纪从中国西北通往中亚的陆路开通之后，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运销到欧洲，盛况一直延续到唐代（公元６１８年—９０７年）。公元６世纪中国蚕丝技术西传到欧洲，但到公元１０世纪，波斯诗人费尔多还常赞美中国织锦。由中国通往西方的大道，后来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为“丝绸之路”。在丝绸之路出土的公元１世纪至６世纪织锦，纹样紧凑生动、充满动感和力度的动物纹和云气纹构成气魄宏大的画面，纹样的间隙加织吉祥含意的铭文。如“万世如意”、“昌乐”。“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等。公元６世纪以后，中国织锦纹样吸收了中亚文化的影响，由动势的平衡向静势的对称过渡。中国此时已发明了以提花楼机为标志的织锦工艺，织锦的组织也由经重平组织演变为斜纹纬锦组织。此时四川成都的蜀锦名声远扬，取代了陈留、襄邑织锦的地位，而成为中国古代织锦的座里程碑。从公元３世纪至６世纪的４００年间，中国内部战乱分裂，公元２２０年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吴国地处江东，自古就是盛产蚕桑的地方，但织锦工艺还相对落后于北方中原地区。周瑜攻打皖城，从袁术那里俘获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到吴国。公元２６３年，交趾太守孙谞征集手工艺人千余人送到建业（南京），吴国后宫亦有织工数千人，吴主赵夫人能织云龙虬凤之锦，刺绣五岳列国地形之图。在吴国政府的倡导下，吴国的农桑蚕织平步发展，左思《吴都赋》称：“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浙江渚暨和永安（武康）出产“御丝”，吴丝蜀锦名扬天下。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４１７年），刘裕北征姚秦、攻陷长安、徙其百工技巧等民户到建康（南京）建立“斗场锦署”，制作宫廷衣物之需，以后锦署成为南朝常设的纳锦机构。以建康为政治中心，江南地区经过数百年的桑蚕原料基地开发和织锦工匠人才引进，及织锦机构的长期建置，为以后云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锦绣工艺发展的同时，吴与大秦（罗马）、亶州（日本）及魏、蜀均有商业往来，而与亶州地理相邻，历史文化渊源更近，公元前５世纪吴国打败越国，越国沿海居民就有一部分驾舟东渡徙居日本九州。公元前３世纪秦始皇命徐福带３０００童男童女出海求取长生不老之药，这些人后来也在日本居住，成为历史上的倭人，日本江上波夫教授认为倭（ｗｏ）人即吴（ｗ）人的方言转音。即倭人的故乡就在中国大陆的江浙一带。另据日本京都纤维大学布目顺教授在《纤维考古学》一书中说，公元前３世纪倭国由绳文时代进入弥生时代时，越人迁徙到日本，就可能把中国的农耕文化、稻种及养蚕技术传到日本。布目顺教授将北九州出土的弥生时代后期的丝织物，用现代考古写真对比的方法与中国出土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丝织品文物作对比研究，发现品质完全一致，证明日本弥生时代后期的蚕桑丝织工艺，确实来源于中国江浙一带。中国的蜀锦到南宋后期生产逐渐衰落，宋代四川的蜀锦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换战马，维持衰弱的半壁江山。北方强大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势力强大，先后建立了辽、西夏、金、元等王朝，他们游牧骑射高频率运动的生活方式，养成了喜欢大气豪迈的装饰风格的审美习尚，在服饰艺术方面，十分钟爱鲜艳饱满的色彩，光艳夺目的金银线织物，显现与骑射活动相适应的美学效果。并在织物品种方面创造了挺括闪亮的缎组织，以取代传统的织锦。陈留、襄邑生产的织锦是经重平显花的暗结型经锦，蜀锦是纬重平显花的暗结型纬绵，宋锦在组织上改变为地结型经纬同时显花的斜纹织锦，在工艺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的改进，成为中国古代织锦的第二座里程碑。元代初期在南京设东西织染局，后改为东、西锦绣坊，并创造了在缎纹地子上显金花的织金锦纳石矢。明代进一步以长梭子织地纬，以小管梭挖织花纹的妆花技术，其织造工艺最复杂，艺术效果最绚丽辉煌，使丝织技术登上了历史的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家、画家陈之佛教授指出：“南京云锦是中国古代织锦工艺史上的最后一座里程碑。” 中国丝绸在７０００年的漫长发展中，不断创造出丰硕的新成果，把中华儿女心灵和智慧的结晶奉献给全世界，为美化人类生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二、南京云锦在中华织锦业的地位南京云锦的源头发觞于公元３世纪的吴国，至公元５世纪刘裕在南京城南的秦淮河畔斗场寺附近设置“斗场锦署”，专门生产皇室和官僚贵族的服饰用料，至公元６世纪初梁朝时，织锦生产规模已相当可观，梁朝大将侯景曾要求朝廷拨发织锦万尺，为军人制袍。公元５世纪末６世纪初，文学家张率在《绣赋》中赞美南京丝织品，“龟龙为文、神仙为象，……具万物之有状，尽众化之为形。”可见那时南京黎锦提花技艺已十分高超。公元１０世纪，宋朝政府在建康府（南京）城南门天津桥（今内桥）南大道两侧设东、西锦绣坊，至公元１２８０年（元至元十七年）在建康路（后改为集庆路，今南京）设东、西织染局，其中东织局“设局使二员，局副一员，管人匠三千六百户，机一百五十四张，额造段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荒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元朝后来在南京改设东、西锦绣坊）。明朝时期，自１３６８～１４２１年间，先后有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定都南京。１４２１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称作留都或南都，地位仅次于北京。此时，中国丝织业以南京、苏州、杭州三地为中心，产品最负盛名。明朝政府在南京设有“内织染局”（又称南局）“神帛堂”、“供应机房”，专门管理云锦的生产。明朝南京在内桥与聚宝门（今中华门）之间是织锦工匠的聚居之地，设有织锦一坊、织锦二坊和织锦三坊。明朝南京的云锦织造工艺日趋成熟和完善，以大提花楼机生产皇室和达官贵族专用的衣袍和室内铺陈用品，把辽、金、西夏、蒙元贵族喜爱的织金技艺与中原传统的织彩技艺融为一体，并把唐宋缂丝用小管梭以通经断纬织彩的方法，移植到云锦中，使用小管梭挖花与短跑梭及长跑梭织通纬相结合的新工艺，创造出“妆花”工艺，使云锦既具有北方之“壮美”，又具有南方之“秀美”，其豪华富丽，为锦中之冠。明末文人吴梅村《望江南》词赞美道：“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但南京云锦主要是皇室和官僚贵族的品。１９５８年，在北京十三陵定陵中出土的明朝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以及写着“南京供应机房织造”等字样的织金和妆花锦缎，均堪称是云锦中的。与１９７７年，在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朝中山王徐达五世孙、魏国公徐夫妇的合葬墓中出土的一件素缎地麒麟纹补袍（这件袍服胸前的官补用织金方法织成）均是南京云锦珍贵的实物资料。清朝时期，在江南地区设有江宁（后为避清朝道光皇帝旻宁讳，改为江南）、苏州、杭州三织造，掌理织锦业的生产。但三者生产的锦缎用途不同。据《清会典》记载：“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可见江宁织造署督造的云锦是皇室专用的。江宁织造署就设在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宁（今南京）。清朝江宁织造署的长官称作江宁织造，位尊权重，我国文学巨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１７１１～１７６３年）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顒、父亲曹頫就先后担任过江宁织造这一要职长达５９年之久。《红楼梦》中人世繁华的描写就源于作者家世生活的感受，书中对于各阶层人物的衣着和室内铺陈的各式锦缎从品种质地到花纹色彩，从形式到审美情趣、审美价值都有极其细腻真切的描写，反映了当时南京云锦的辉煌。自清朝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江宁织造署的设立，南京云锦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乾隆、嘉庆年间（１７３６～１８２０年），南京丝织业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仅城内就有织机３万余台，男女织工２０余万人（约占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年产值１０００万银元以上。以云锦为龙头的南京丝织业成为南京经济的支柱产业。清朝书画家郑板桥《长千里》诗中“缫丝织绣家家事，金凤银龙贡天子”之语，就是清朝南京织锦业发展的真实写照。即便在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定都天京（今南京）的１３年间，也设有织营、绣锦营（又名绣锦衙），从事织锦活动。通观有清一代，南京云锦的生产盛况空前，既有官府督造的贡品，也有民间机坊生产的产品。今天，我们从保存下来的当年云锦匹料的头部经常可以看到“江南织造臣忠诚”、“江南织造臣庆林”、“江南织造臣七十四”、“金陵涂东元玉记库金”、“金陵张象发本机库金”等字样。清朝南京生产的织锦产品除供应宫廷、官府服用和赏赐之需，而且远销海外及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等地，并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很高的声誉。三、从服务的对象来看，南京云锦有７００多年为皇家服务的历史，集皇室文化与吉祥文化于一体，令人叹为观止。自公元１２８０年后的７００多年来，南京云锦一直被选作皇家服饰专用品；元代、明代的宫廷织染署、神帛堂，清代的江宁织造府生产的南京云锦，皇室内务府库御用的帝王龙袍、蟒服、补子等高贵衣装、鞋帽，以及巾被、帷幔、靠垫、迎手等等。这些宫廷用品，品质要求极高，织造官员和织匠都需在匹料上织上姓名，以备检验。装饰纹样“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其核心主题，即“权、福、禄、寿、喜、财。”具体的服饰纹样，一般由龙、凤、麒麟、狮、江崖、海水、牡丹、寿桃等唱主角。其中尤以代表“天子”、“帝王”神化权力象征的龙的表现形式引人注目，有坐龙（正龙）、团龙（盘龙）、升龙、降龙、行龙（侧面龙）、出海龙、入海龙、戏珠龙、子孙龙等多姿多彩的不同形态，以及与此相配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黻、黼十二章纹，均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内涵，是统领万方、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而用单独纹样“大云龙”、“大凤莲”等整匹云锦面料装饰宫廷，则显出豪华而又威严的气派。另外，云纹也多种多样，如四合云、如意云、和合云、七巧云、蚕茧云、骨朵云、海潮云、大勾云、小勾云、行云、卧云等等。以上题材大致使用于帝皇贵胄及其妻室的礼服；日常所穿的常服纹样则吸取民间流行的花式，而有一定的趋时性。为了适应四时气候的变化，南京云锦品种多样化，包括薄型的纱，中厚型的妆花罗、妆花绢、厚型的锦、妆花缎，超厚型的妆花绒等。形成了云锦多品种系列化的传统品牌特点。四、从承传的角度来看，南京云锦的木机妆花手工织造工艺，直到现在仍不能被现代科技所替代，是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所要保护的代表作之一。南京的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术是锦缎提花技艺中，惟传至今、不可被机器取代、凭人的记忆编织的传统手工织造工艺。南京云锦是用长５．６米、宽１．４米、高４米的大花楼木织机，由拽花工和织手两人相互配合，手工操作织造出来的。织机由１９２４个构件组成。“拽花工”坐在织机上层，负责提升经线，“织手”坐在机下，负责织纬，妆金敷彩。一个熟练的“拽花工”与“织手”要经过多年训练，才能熟练操作，因此，这些手艺多成为世袭的行业。其工艺与配方，往往秘不外传。云锦艺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操作经验，用简练概括的语言编出许多口诀，这些口诀既是操作要领，也是操作技术规范。如“金不过指、绒不过寸”等。在织一些复杂的妆花织物时，要求织手（工匠）“手、脑、心、眼”四者高度集中统一，往往须默记几十种口诀，要做到足踏开口、手甩梭管、嘴念口诀、脑中配色、眼观六路、全身配合，劳动强度很大，技艺水平极高。在手工操作中从老艺人口中传下了“掐、搭、弯、喂、刹”的对结（羊角结）五字诀；“一抡、二揿、三抄、四会、五提、六捧、七拽、八掏、九撒”的拽花九字诀等等。在纹样设计上，构图布局是决定整体面貌的关键，云锦有丁字连锁法、推磨式、云锣摆、整剖光等诸多构图章法。纹样造型如牡丹和莲花，是云锦纹样中常见的主题花，画牡丹抓住牡丹花瓣几圆几缺的自然特征，在写实于形、简变于体的原则下，夸张、变化，形成牡丹造型的基础。用民歌形式将牡丹纹样花本设计要领传于后人。如“小瓣宜三缺，大瓣四五最；老干缠枝为波纹，花头空处托半叶”，像这样传承形式的民间诗歌还有几十首。这些手工操作历代传下的口诀、民间诗歌，总结了千百年来艺人们手工操作的经验。表现了南京云锦这一传统工艺充满着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南京云锦艺人于明代以前发明的手工加金妆彩“妆花”锦缎，是织锦业中的一个重大创造。选用绕有不同颜色彩绒的纬管，对织料上的花纹作局部的挖花妆彩。配色自由，色彩丰富。一件妆花织物，花纹配色可多达十几种乃至几十种颜色。妆花用色虽多，但均能处理得繁而不乱、统一和谐，使织物上的纹饰获得生动而优美的艺术效果。这种复杂的挖花妆彩工艺技法，作为整件织物的织造方法，就可以使织物因不同的用途而整体设计，一匹织成料，可按花纹的暗线边裁剪缝合，便成为成品，最初，这种挖花妆彩的织造技法主要在缎地提花织物上运用，后来逐渐发展到在纱、罗、绢、绫、锦、缎、绒等不同质地、不同组织的织物上，用彩线、金线和孔雀翠羽线，进行雕纹刻镂的挖花妆彩纬的特种技艺。在整体横向幅面上，可以巧妙地织出五六个单位花纹的横列的“同物异色”、“等效异形”、“同纹杂色”、“同素异构”等质、色、纹变化的，肌理有高凸变化的妆花织物，大大丰富了妆花织物的品种，把我国彩织锦缎的配色技巧和织造技术提高到了高超的水平。时至今日，这种逐花异色的传统彩织技术，仍不能为现代化的织机所代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锦手工生产的现代化的机器不能代替的关键环节—“挑花结本”。“挑花结本”要求工匠按照画师设计的画稿花纹图案，用经纬线交织挑制出花纹样板“花本”。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赞曰：“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这项工艺技术要求很高，他不仅要求工匠把纹样按织物的具体规格要求进行的计算，以便将纹样在每一根线上的细腻变化表现出来，还要求工匠按纹样图案的规律，把繁杂的色彩进行限度的同类合并，编结成一本能上织机织造的“花本”。以织造一件重量不到０．９千克的龙袍为例，“花本”可重达６０千克，需用线１２１３７０根，“花本”首尾长达１６６米以上。南京云锦虽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文化价值和承传价值，但是由于从事云锦手工织造的大师们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云锦有濒临失传的危险；同时其妆花类品种的生产，因为仍沿用传统的手工方法操作，因而生产率低、成本高、在市场竞争中难以和现代化机器生产的产品相匹敌，严重影响到南京云锦手工织造工艺的生存空间和基础。２００２年６月，南京云锦大花楼木质提花机妆花的手工织造工艺被我国列入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个候选名单之一。五、从复制的各种丝织品来看，南京云锦浓缩了中国丝织工艺的历史、文化和技艺，继承和再现了中国丝织工艺的精华，是中国织锦工艺的“活化石”。中国织锦，在丝绸多姿多彩显花织物品类里，独放奇彩，是至善至臻的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珍品之一。在我国古代史书典籍和成语词汇里，“锦”，是以彩丝的平纹或斜纹地的重经或重纬组织，织成色彩绚丽，花纹繁盛的技艺精湛的丝织品。“锦”字，是“金”字和“帛”字的组合。在古代浩瀚的诗词歌赋，尤其是在全盛的唐诗宋词里，如果作品中不用或少用锦绣纱罗等形容词汇，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将失去它应有的华丽文采。如中国人尽皆知晓的“繁花似锦”、“花团锦簇”、“锦上添花”、“锦绣河山”等等，都形象地表明了织锦业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丝绸文物对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科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历年在各地出土的大批丝绸文物，展现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灿烂的丝绸文化。但是出土后由于受到保藏条件的限制，很多丝绸文物碳化腐朽严重，只有通过不断复制才能使文物珍品得以再现，传统工艺得到流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云锦得到了政府的重视。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南京的同志把云锦工艺继承下来，发扬光大”。１９７９年，国家文物局指示并支持南京市云锦研究所开始了丝绸文物复制工作。１９８３年，南京市云锦研究所复制了定陵出土的一件明代南京神帛堂生产的御用贡品——明万历皇帝朱翊钧（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年）穿着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其整件的造型艺术设计的花纹图案构成是：前胸及后背饰柿蒂形居正中，内饰过肩正龙纹，两肩直袖行龙；下部有龙襕一道，由８至１８条龙组成。其中４条龙与前后片龙襕相接。柿蒂纹及龙襕内，为龙戏火珠形式。下部有海水、江崖纹，上部为如意云纹，匹配辅织灵芝、兰花、水仙等花卉纹饰。正龙龙鳞挖织真金线边，孔雀翠羽（金闪绿）妆花。龙腹用红、蓝、绿三色“彩妆”，以扁金线（直径约为０．５厘米）绞边。海水为绿、白两色，云纹为翠蓝、桔红两色。柿蒂内织过肩戏珠大正龙２、小龙２６条。每条龙内饰大龙戏珠一，小龙５条。大龙织金线边“妆金”，小龙用金黄、明黄、绛红、靛蓝、中绿五色。色彩艳丽，随视角的移动而变幻；群龙体态生动活泼，更显金彩辉煌。整件龙袍的图案设计之美、文化艺术蕴义之深，集皇室文化与吉祥文化于一体，被评为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珍品奖金杯。１９８６年南京市云锦研究所成为国家文物局古代丝绸文物复制研究试验基地。多年来南京市云锦研究所复制的古丝绸文物主要有：湖北荆州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时期的丝绸文物“Ｃ型大菱纹锦”、“田猎纹绦”；近９米长、仅重４９克的汉代织物“素纱禅衣”；黑龙江阿城“金太尉仪同三司齐国王墓”出土的“酱地金字纹织金绸王袍”、“双鸾朵梅纹织金绸棉护胸”和“绿地夔龙云纹织金抹梭妆花锦王妃袍料”；清代将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战袍等；日本琉球王宫的“黄地妆花缎·唐御衣”、“红地妆花缎直身龙袍”、“红地妆花纱柿蒂形袍”、“蓝地大富贵团龙则凤妆花缎和服料”、“酱色蟒缎龙袍料”以及明式皮弁冠、玉带、蟒袍配套鞋靴、蟒纹夹袜等全套琉球王服饰；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月白色折枝梅亮花纱帐子”、“翠绿色折枝梅亮花纱帐子”、“桔黄莲花缎床单”、“明黄地八达晕天华锦床单”等一批明代风格的丝绸饰物。南京云锦浓缩了中国丝绸织锦工艺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列为中国三大名锦之首，用南京云锦织机复制的这些古丝绸文物被人们赞誉为“活化石”。如今，多数古代名锦已成为历史的记忆，我们只能从史料和遗留下来的有限实物中品味它们的雍容华贵了。惟独南京云锦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能够较为完整地流传至今，非现代机器所能替代，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遗产中的瑰宝。我们确信，南京云锦，荷载着历史的辉煌，沐浴着中华锦绣的霞光，从历史中走来；南京云锦，必将在承传中得到升华，带着锦绣中华的精彩，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黄能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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