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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锦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发布日期：2008-08-29

自1949年南京解放至1978年近30年里，云锦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同云锦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南京云锦古老的技艺已失传很多，许多的传统老纹样也多零落散失。为了保存这一古老的艺术遗产，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对南京云锦技艺的抢救、挖掘、整理、研究，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1953年，国家在首都北京举办了次“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这次展览，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全国传统工艺美术品的一次大检阅。党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先后参观了展览。南京云锦业送展的展品中有一件“大红地加金龙凤祥云妆花缎”，引起了各方面参观者的兴趣和注意。这件彻幅的金龙彩凤妆花缎料，气势雄大，富丽辉煌，参观者均赞叹不已。各新闻媒体对这一具有鲜明民族艺术特色的艺术品均争相报道、介绍，中央及有关专家更是给以热情关注。展览会闭幕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根据中央文化部的指示，作出了“积极开展对民间工艺美术遗产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工作”的指示。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处（文化局前身）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结合本地具体情况，确定拯救已濒临人亡艺绝边缘的南京云锦。 1954年6月，南京市文化局抽调了局美术组的部分美术干部，吸收了云锦业技艺水平甚高的张福永（1903一1961）、吉干臣（1892一1976）两位老艺人（建国后仅有4位老艺人健在），组建了“南京云锦研究工作组”，积极开展对云锦艺术的抢救工作。文化局邀请了在宁的我国的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工笔花鸟画大师陈之佛（1896一1963）教授担任名誉组长，负责对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当时陈之佛的两位研究生、高等院校教师张道一、李有光，也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不集中在研究组内）。文化局美术组组长何燕明兼任组长，具体负责研究工作的开展。 1954年6月，研究组的美术干部深入中兴源丝织厂正式开展工作，对南京云锦行业的现状进行摸底调查。研究组分别邀请了云锦业的老艺人、老织工以及劳资两方面的从业人员，进行回忆座谈，了解云锦工艺从纹样设计、挑花结本、装机织造直至产品销售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而重点则放在对传统纹样的搜集、挖掘、整理上。研究组搜集到的传统纹样设计稿，有的来自中兴源工厂，有的来自私人（包括设计艺人、小业主和工厂主）。有些特别珍贵的纹样设计稿和成品实物资料，收藏者过去是不轻易出示于人的，在研究组成员作了说服工作后，持有者方肯拿出来供研究组摹绘复制。有些人则是主动提供资料、主动介绍情况，甚至愿意无偿地捐献出自己珍藏的画稿和实物资料。他们对云锦怀有深厚的感情，惟恐云锦艺术遭到人亡艺绝的悲惨结局。他们为政府组织力量对云锦艺术进行保护和抢救而深受感动，看到了云锦事业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关怀下即将出现的光明前景。研究组成员从多方面搜集到近千幅云锦图案设计稿（很多为草稿）、零段的云锦织料与织料残片，以及极少部分清代官办织局流传下来的图案设计稿（行业中老艺人称之为“汉府稿”）。面对这些具有民族艺术风韵的精美设计稿和绚丽典雅的云锦织料，都认识到这是艺术珍品。研究组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对云锦传统纹样的绘制。在陈之佛教授的指导下，精选了云锦各品种中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纹样进行摹绘；对有些纹样好、色彩美的织物残片，则竭力复原绘制成完整的图案稿。在摹绘图稿时，不仅要求准确地恢复纹样的原貌，还须考虑到色彩的准确复原。在“色相”、“色度”的辨析上，极力拂去时间尘埃的侵蚀，还其金彩辉煌的本来面貌。初步选摹的彩色图案稿约在50幅以上。二是云锦传统纹样创作口诀的整理。研究组成员通过个别访问、组织座谈、耐心请教等不同方式，总结记录了云锦图案的创作规律、配色规律，还挖掘整理了设计艺人在长期创作实践中总结出的凝练的创作口诀。“量题定格、依材取势……”这八句最为概括的创作规律，后被广泛引用和运用。另有对花纹造型处理的口诀、配色艺术的“色晕”口诀。这些口诀，特别是“色晕”口诀，在后来云锦图案的创新设计中，起着一种规范作用。如果违背了这些创作规律，就不能显示出南京云锦的特色。这些被整理记录下来的创作口诀，确实是当时艺术抢救工作中的重大收获。三是对云锦传统纹样的注释。研究组成员和两位老艺人一起对搜集到的传统纹样进行分析。他们把每幅纹样的内容含义、设计年代、作者姓名都详细记录下来，并对各种不同纹样的设计方法、构成规律、造型特点等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记录，还总结了老艺人宝贵的创作经验。这些对图案稿的详细分析和注释，是学习传统、继承传统、保存遗产极为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四是云锦传统纹样的出版介绍。陈之佛教授很重视向社会介绍云锦，早在1955年12月召开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介绍了云锦，说它是“我国丝织品中极有艺术价值的一种”，“云锦老艺人的经验是可贵的，必须保存下来”。1956年又撰文在国内报纸和当时的苏联报纸上介绍云锦。云锦研究组在陈之佛的指导下，从整理摹绘出来的彩色图案中，精选了40幅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纹样编成《云锦图案》（采用散页套装形式），交由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以彩色精印出版。后又编绘了《南京云锦》（黑白图案普及本），陈之佛为之作《前言》，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五是培养云锦挑花结本技艺的接班人。云锦业留下来的设计和挑花艺人很少，且年龄都在60岁以上。为了及时把他们掌握的关键技艺继承下来，并为云锦工艺的发展需要储备人才，研究组于1955年招收培养了两名挑花结本艺徒，采用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技术方面的培训（一位老艺人带一名徒弟），并辅以新的美术方面的课程，重点放在对挑花技术的掌握和对传统图案的摹绘。以后通过这两名学员的传带，又陆续培养了几批挑花技术的接班人，满足了云锦工艺发展的人才需要。 1956年3月，毛泽东主席指示：“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 同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出席“埃及艺术展览会”的开幕式，参观了展览。当看到埃及织锦（类似我国云锦中的“库锦”）时，总理问及我国织锦情况。当时也在场的张道一便将南京已在抢救“云锦”的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紧握着张道一的手说：“一定要南京的同志把云锦工艺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张道一将总理的叮嘱写信告诉陈之佛教授。陈之佛非常高兴，并说：建立“云锦研究所”已是刻不容缓的事。 1957年3月，陈之佛教授在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为南京云锦事业的发展再次发出了呼吁：“早在1956年6月，云锦研究工作组就拟订了筹建‘云锦研究所’的规划，由于经费无着落，工作也无法开展。后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得到中央的极力支持，已于去年（1956年）12月拨到50 000元开办费。但到现在，听说经常费用的来源还未得到解决……”陈之佛在省人代会上的呼吁不久就有了回响，中央手工业管理局把南京云锦的研究工作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并拨出了专款。 1957年3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研究所，经过筹备于同年12月正式成立了“南京云锦研究所”。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批准的个工艺美术专业研究机构。南京云锦研究所所址设在太平南路388号一座三层楼房内。初创时所长为陈子彬，是位老干部。业务人员有：美术干部朱枫、徐仲杰；老艺人张福永、吉干臣；1955年招收的学员王道惠、朱守如。设有生产实验机1台（传统的大花楼木机），配合研究进行实验生产。织机配有手艺精湛的老机工2人，提花的是黄瑞卿师傅，织造的是丁恩荣师傅。（人员后陆续补充配齐）研究所建立后，面临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结合现实生活需要积极进行织造创新设计；二是为1959年的建国10周年庆祝大典服务。当时．全国都在为国庆大典而忙碌。研究所也接到两项任务：一项是为庆祝建国10周年而出的《中国》摄影画册织造封面面料；另一项是为首都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设计沙发面料和其他装饰织料。这两项任务所需要的云锦，要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织造出带有发展创新成分的新云锦。织造“织金”画册面料。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编印的介绍中国国情和成就的摄影画册，是外交部代表国家将其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宾的。中央决定用云锦作画册的封面。封面要求是：在白色缎地上织出国徽图案和毛泽东书写的“中国”二字，织出来的国徽和文字都不能有一丝一毫走样。研究人员、挑花老艺人与织造老师傅仔细琢磨，量了又量，数经算纬，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住不走样变形的恰当的经纬密度，织出了令人满意的“织金”国徽图案。国徽是用真金金线和大红色绒纬织成。“中国”二字是用真金金线织出。白色缎地织得又紧又密（行话叫“头份足”）。这幅织金国徽图案织得庄严、高贵、典雅，制成画册封面后尤为庄重醒目。移植设计“缠枝莲”沙发面料。首都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的布置装饰，省政府邀请陈之佛教授总体负责。经过填密研究，江苏厅内的沙发面料决定采用“雕花天鹅绒”（漳绒）制作。图案采用云锦传统纹样“缠枝莲”。因要求纹样适合于雕花并具有显绒的效果，所以必须按雕绒的艺术效果和工艺要求重新设计。绒面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不宜太密，也不宜太稀。花纹必须主次分明、疏密得当。经过反复打样、试织小样后送交审查，被批准生产。研究所完成纹样设计任务后，便转交到专织雕花天鹅绒的艺光丝织厂进行批量生产。据已退休的艺光丝织厂原厂长刘维平回忆，当时这批产品有古铜色和墨绿色两种，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首都一些国宾馆作沙发面料用。另外织有黄色“缠枝莲”的雕花天鹅绒，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时使用。艺光厂还用这一纹样织成了“漳缎”（缎地上起绒花。绒花是织出来的，不是织料下机后再雕出来的。这是绒织物的又一品种），也用做沙发面料。在电视节目中，我们经常看到首都国宾馆中沙发面料用的是“漳绒”或“漳缎”，图案花纹正是“缠枝莲”。创新产品装饰用料等。在创新实践中，研究所成员探索着走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恢复了正反两面均可使用的“双面锦”，可作为装饰面料的“凹凸锦”；设计了新品种“雨花锦”、“敦煌锦”。这些恢复和创新的品种，在现实生活中实用面均很宽广，深受各方面的欢迎。据徐仲杰1959年编写的《云锦史略》记载，在建所两年的时间里共设计了52种新花样；还设计了枕套、台毯、沙发靠垫、各种造型的提包等一批实用品等。有些纹样设计得很美，如朱枫设计的圆形“牡丹”靠垫、徐仲杰设计的“蝶花锦”圆靠垫，在参加江苏省美术展览时均获得专家的好评。南京师范学院的黄显之教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评论展览作品时，认为这是云锦工艺走创新之路的良好开端。在云锦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方面，除上述诸方面外，还生产了颇受大众喜爱的派生产品——天鹅绒毯。 1959年，上海外贸部门带了几块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大销路的伊斯兰“祈祷毯”，送交南京云锦研究所，希望能够研究试制出样品。经过分析，认为这和南京织绒产品中的“彩花绒”类似。当年，彩花绒只有住在南京中华门的号家“魏正丰”处能够织造，据说是清朝末年魏家所创，后因云锦、织绒销售一度中断，已经不织，技艺几近失传。所幸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南京丝织业恢复发展之际，艺光厂曾请了会织彩花绒的魏正丰后人研究试验，终于恢复了这一传统工艺，产品曾多次参加展览。研究所接到任务后，便由老艺人吉干臣着手进行分析，并和艺光丝织厂共同研究织造方法。“祈祷毯”为织绒毯，图案为麦加圣殿外观与殿内祈祷堂（工厂俗称为“教堂毯”），色彩不多，但花纹较复杂。研究后决定按“彩花绒”的织造工艺加以改进。挑出“花本”后在新安装的木机上用传统方法提花织造，终于织出了块“祈祷毯”的仿制样品。研究所将试制出的样品送交外贸部门。外贸部门以此为样品争取到了国外大批订货，交由艺光丝织厂生产。试样先后花费时间颇多，但系处于研究阶段，问题尚不突出。一旦上了木机，用“花本”提花织造，一台木机两人生产（一人在上提花，一人在下织造），一天才能织出一条花毯。织成后尚有刷毛、熨烫等诸多后处理工序。生产速度太慢，产量低，成本高。按这种方法织造，10000条订货不知何时才能织完。为此，云锦研究所又与艺新丝织厂合作，研究采用电机提花生产，并借鉴双层割绒的生产工艺，每一织便是两条。经过反复设计、制作、安装、多次试验后，历时半年多，终于在1966年5月研制出电动天鹅绒织毯机。用这种电动织机试制出的绒毯质量，符合要求，而生产效率提高了30多倍。在1966年以后的几年中，云锦生产和研究一度中断，艺新丝织厂便专织“祈祷毯”维持生产。此时，研究所并人了艺新厂（研究所名称保留，直到1973年才恢复独立工作）。不久，设计人员根据祈祷毯的用色，找出规律，试验着开发出新的试验品种，先后设计出梅花鹿、熊猫、红梅、玫瑰等一批新纹样，生产出供欣赏和作装饰用的艺术壁挂。试销后反应很好，赢得了外商的大批订货。后又创作了一批具有中国画风格的艺术挂毯。还试制了大规格、多用途的天鹅绒毯，也受到国内外广泛的欢迎。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侨胞回国探亲，临行时总要带上一两幅天鹅绒挂毯，以示对故土的眷念。年轻人结婚，在新房里挂上一幅红梅、玫瑰或熊猫图案的天鹅绒毯，也成为那个时期的时尚。80年代，这一新研制出的云锦、漳缎的派生品种（包括“祈祷毯”）已成为全国出口的“拳头”产品。1980年的产量、产值，较之l966年初生产时增长了300多倍，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里还谈谈“金宝地”的电机试织。金宝地，是少数民族特别喜爱的品种，被用以制作帽子或衣服的镶边和做妇女围裙的裙角料。在外销上也很受欢迎。但用老式大花楼木机生产，一班仅能生产6寸，速度太慢。1975年，省、市科技部门下达任务，希望研究所试验用电力织机取代木机的手工织造，以提高生产效率。科技人员王应珍等作了多方面的研究。为了保持金宝地色彩丰富、花纹丰满、富有质感的特色，了大花头“牡丹金宝地”为试验纹样。根据电动织机的特点，原作品设计人对牡丹花朵的配色作了更动，然后再绘制出相应的意匠图。织造时采用分段换色的工艺，使整件织料的配色多达24色。织成后基本达到了木机手织产品色彩丰富的效果。1975年电机织造试验初步完成。经过一年多的试织，产量提高丁7倍。虽然纬向花色缺少变化仍为不足之处，但少数民族用来作镶边料时，均为斜裁使用，故仍能达到花色变化的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曾用它制作和服腰带销往日本。和服腰带只须用织料的一个部分，所以，金宝地的特色仍然极为明显，深受日本妇女的喜爱。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云锦史料的编写也十分重视。云锦研究所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接受了写“史”的任务，要求写云锦的历史，写新中国成立10周年来云锦的恢复与发展。1959年底完成了内部征求意见稿《云锦史略》，分发各地征求意见。它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被辗转引用，后于1963年再次刻印，用于继续征求意见并应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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