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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云锦业
发布日期：2008-08-29

同明代一样，清代的云锦业也是与官营织造分不开的。清代的官营织造，只在京城北京和江南的江宁（南京）、苏州、杭州四处设局。清代的江宁织局，是织造御用锦缎的主要生产部门。有两个历史文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是《清会典》记载：“织造在京有内织染局，在外江宁、苏州、杭州有织造局，岁织内用缎匹，并制帛诰敕等件，各有定式。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二是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90，《内务府库藏》记载：“顺治初年定，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礼部定式，移交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恭进。” 清代的江宁织造，通常分为两个部分：“织造衙署”，是督理织造官吏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织局”，是织造生产的官局作场。江南三个织局中，以江宁织局于顺治二年（1645年）最早恢复。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南京城内的明官员开城出降。豫亲王多铎入城时禁止部兵掳掠，因而南京城遭受破坏较少。同年六月，改南直隶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设官事宜，照各省例行。清王朝在开国之初，皇室朝廷所需的各式锦缎供服用、陈设、饰用、赏赐，数量极大。遭受破坏较少的江宁织局，便奉命首先招募工匠开织。苏、杭二局因早在明天启七年（1627年）就奉旨终止织作，以致到了20年后的清初，两织局的房屋均已颓坏，甚至无存；工匠亦因停织和战乱而改行或逃亡。这也是江宁织局必须首先恢复织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按：苏、杭二织局均于1647年重新修建）。据记载，江南三个织局的恢复和生产督理事宜，起初是沿袭明制由织造太监督管。但鉴于“前明任用中官之失，于顺治三年以工部侍郎一员，总理织务。旋于江宁、苏州、杭州各简内务府郎官管理织造”，顺治三年四月己亥罢织造太监。但于顺治十年又设立内十三衙门，下有织染局掌织造，仍由内监过问。顺治十一年春正月，更明确地下令罢织造官员。圣祖玄烨（康熙）即位后，立即撤去内十三衙门，时为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康熙二年（1663），江宁织造一职便由内务府官员皇室包衣曹玺担任。江宁织局的官员，据清代姚鼐编写的《江宁府志》卷19记：“督理织造一员，无常品（例以内务府官员为之），驻江宁。司库一员，正七品。笔帖式二员七品。库使二员，正八品。‘乌林达，（满语，汉译为“司库，’）一员，未人流。督理龙江西新关务（织造兼管），驻江宁。”担任织造官员的，都是宫廷的内务府亲信人员，不仅督理织造事务，并且兼管地区的税务。曹玺一家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达60余年，其身份就是无常品的皇室包衣、内务府官员。江宁织局自顺治二年开织，采用的是“买丝招匠”的办法，改变了明末织造“散处民居”的领织经营方式。这样做的原因，是鉴于明末的官营织造“无总织局以汇集群工，此明季之所以坐废也”，因而采取集中于织局生产，便于管理的做法。顺治八年（1651年）特下令“织造局照额设钱粮，买丝招匠，按式织造”。尔后，“买丝招匠”便成为清一代江南织局经营的定制。清初的江南织局，并未能长年维持生产，常因动乱及兵饷告匮而奉旨停止织造，或奉旨裁减。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以后，江南各织造的生产方始逐步走上正轨。江宁织局自建立以后，督理织造的衙署和织局的地点均曾有所变迁。最初织造衙署和织局同在一处，即现今大行宫利济巷及汉府街一带地方。当时人们简称江宁织局为“汉府”，来由即因其局址前身为明代的“汉王”府第。《江宁府志》卷12《官署》有如下记：“江宁织造署，旧在府城东北督院前（见图17标示1），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改建行宫，时藩司兼管，故无署。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织造舒买淮清桥东北民房，改建织造衙署”（见图17标示3、图18标示4）。同书《建置》部分又记：“行宫江宁行宫，在江宁府治利济巷大街，向为织造廨署，圣祖（康熙帝）南巡时，即驻跸于此。乾隆十六年，大吏改建行殿……”光绪重刊《江宁府志》卷8《古迹》记：“汉府今驻防城西华门尚衣局，本汉府旧址。明洪武初封陈友谅子理为汉王，居之，后为织局。”以上记载，明确地记述了清初江宁织局的所在地点，及其变迁情况。“大行宫”名称的由来，即因乾隆十六年江宁织造衙署改建为皇帝南巡驻跸的行宫而得名。清代江宁织局的生产组织情况，现在我们只查到康熙、雍正之后的乾隆时期的黄册档案资料。据现藏在故宫博物院的这批资料记载，织局分为三个生产部分：（一）供应机房乾隆三年（1738年），设有人匠2304名，内有阔被身被当妆缎机匠84名，挑花匠30名（内分管事1名，散匠20名，妆颜色匠3名，幼匠6名）。乾隆十二年（1747年），设有机匠1662名，摇纺等匠478名（内分摇纺匠464名、打线匠8名、折缎匠2名、画匠4名），挑花匠30名（内分管事1名、散匠20名、妆颜色匠3名、幼匠6名），局役122名（内分缎纱机所管2名、摇纺所管1名、缎纱机高手32名、摇纺高手5名、染局高手2名、接经高手4名、管缎6名、管纱2名、管丝斤并摇纺8名、管经纬4名、管圆扁金2名、管绒2名、管染4名、管料4名、管催工4名、管花本2名、管销算4名、管册档4名、管平秤4名、管丈量4名、管库6名、搜检8名、巡风4名、看守局内大门2人、看堂2人）。（二）倭缎机房乾隆三年（1738年），设有倭缎、八丝各色人匠236名（内分上用倭缎各匠84名、部用倭缎机匠26名、剧花匠1名、画裱匠2名……）。乾隆十二年（1747年）设有机匠118名，摇纺等匠78名（内分摇纺62名、雕清花匠7名、打线匠2名、刷经匠3名、牵底经匠1名、劚花匠1名、画裱匠2名），局役15名。（三）诰帛机房乾隆三年（1738年）设有神帛、官诰、线罗人匠366名（内分神帛人匠142名、官诰人匠215名、线罗人匠9名）。乾隆十二年（1747年）有142人。以上记载，虽只是乾隆时期的片断材料，但从中可以看出织局的生产、技术分工很细，完全是建立在互相协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它具有工场手工业组织形式的特点。根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和光绪《续纂江宁府志》两志“秩官”部门的记载：江宁织局额设织机600张。其中在“汉府”机房有纱、紬、缎、妆蟒（妆花蟒缎）等织机554张，有坊曰：“尚方华衮”（见图17标示1　前方）；在常府街细柳巷口的“倭缎机房”（亦叫“倭紬堂”或“倭缎堂”，见图17标示3），有倭绒、素缎等机46张。每年约织产品一万数千匹（按：此可能为常额产量，不包括临时加派的织造任务在内）。乾隆十六年（1751年），“江宁织造署”改建“行宫”后，督理织造事务即由“藩司”兼管，故不另设织造衙署。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织造事务又恢复由专任织造官员督理，新任织造官员于淮青桥东北地段购买民房重建新衙署。按此方位推断，新衙署地点当在现今建康路淮青桥东北“八府塘”一带地方。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为“天京”。汉府织局及在淮青桥东北新建的江宁织造衙署，俱毁于战火。太平天国时期，天京立有诸匠营和百工衙，置各典官掌理百工技艺。朝内官中设有“织锦匠”主织“刻丝”、“妆缎”（妆花缎）。南京城内设有“织营”，有织匠3000余人。从当时织锦朝服的大量着用来看，南京无疑仍是织造丝织物的重要地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清王朝重建“江宁织局”于珠宝廊，原在常府街细柳巷口的织局“倭缎机房”均合并于此。珠宝廊即今白下路西段，内桥口至中山南路口一段地带。新织局设置的地点，即在现今江苏省商品检验局新大楼及万里皮鞋厂迤北一片地方。据云锦老艺人、老织工回忆，织局的范围是方形的，南临白下路，北止厅后街，西邻跑马巷，东靠祠堂巷（按：方形范围，东边应是现在的洪武路南口一段地方）。1956年，南京博物院调查清末南京丝织业的历史情况时，曾在中山南路小学的后墙基部发现一块石碑，上面刻有“织局北界止此”六字。根据以上几方面的情况（文献记载、艺人织工们的回忆和南京博物院发现的界碑），使我们肯定了江宁织局新址的确切地点。据云锦业的老艺人、老织工回忆，珠宝廊的新织局内，东西两边各有一排织造机房，各分为六堂。每堂机房又分为内外二堂。根据各堂机房的所在部位，织局把它按顺序编号为“东一外堂”、“东一内堂”；“西一外堂”、“西一内堂”……，以资序别。据回忆，当时东一外堂内，置有一台宽幅大织机，专织阔幅的特种织物。云锦老艺人张福永谈，这种阔幅织品多是专织妆花丝织地毯和妆花“法背”的。门幅四五尺（旧制市尺）宽的织品，需四人织造；两人在上拽花（提花），两人在下司织。六尺（旧制市尺）以上宽的，则需五人织造；两人在上拽花，三人在下并坐司织。下面的当中一人，专门负责推压框箱，左右二人专司织梭和妆彩（织造配色）。这台织机的机架上雕着双龙，整个机身髹以红漆，甚是气派。织局的织机全部是织局置备的，由织局选择熟悉各项织造业务的匠工领织。这种匠工叫做“领机”，机工们叫他为“机头”。领机是云锦织造行业中的殷实机户。根据织局规定，凡向织局领织，须向织局办理领织手续。织局批准后，则发给一个领织的执照，执照上填写着领织匠工的姓名、年貌、籍贯，领织的是什么品种的织机，领织多少台。执照上明白地确认领机是织局正式编制中的“官匠”。根据织局章程，官匠每年可向织局领取钱粮。照规定，领织一张织机每月可领洋24元，每年直米三石六斗。据老工人谈，领机一般只领一两台织机，遇有织造任务时，领机根据织品的需要，向织局领取原料（如丝经和范子等）进行生产。一般说来，领机是雇工生产的。机工按式把缎匹织好后，交给东家（领机），由领机向织局交货。机工与织局是不发生直接关系的；机工向领机负责，领机向织局负责。机工被临时雇用后，工资由领机付给，工资是按件计算，伙食由领机供给。机工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进织局上工，晚上须到七、八点钟方得歇工，生产时间恒在14小时左右。织造任务完成后，机工就被解雇，自己另找活干；而领机则照例在织局领取钱粮。由此可见，领机是一种名隶“官籍”的吃官粮而不生产的“官匠”。他们在官局外还可经营自己的织造业务，他们实质上是一种中间承包人。具体生产的是那些靠出卖手艺劳动为生的赤贫机工们。重建后的江宁织局设有缎堂、纱堂、染堂、纺堂、挑花堂等五堂各堂的负责人称为“管事”。五堂以上的总负责人叫做“堂总”，总揽全局的生产事务。同治初年，江宁织局的堂总叫柳天培，其后为陶祥。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6《实政》记：“织局　同治四年立，隶织造衙门，设机六百张，以官领之，凡例贡若传办，度其采章方幅之宜，以授匠作，织成输上内务府。”这里记载的织局，就是指同治四年（1865年）在珠宝廊重建的江宁织局。同书卷7《建置》又记：“江南织造署（领导织局的衙署）在府治东淮青桥大街，同治十年（1871年）因旧址重建。司库署旧址在西华门东厂，圮；笔帖式署二，旧址一在双塘，一在三条巷，俱圮；库使署二，旧址一在船政厅，一在土街口，俱圮。以上五署今移府治北红纸廊，同治间建……”这里所说的“司库署”、“笔帖式署”、“库使署”均是织造衙署所属的具体办事机构。“红纸廊”即现今的建邺路。五署的新址，可能即现在江苏省委党校所在地。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德宗光绪皇帝谕：“……现在物力艰难，自应力除冗滥，用资整顿……，江宁、苏州两织造同在一省，著将江宁织造裁撤，……以节虚糜，而昭核实。”经历了元、明、清三个历史时代、延续达620多年时间的江宁官办织务，从此正式宣告结束。清代的江南三织造，主要是提供上用缎匹和官用缎匹，以满足宫廷和官府服用和赏赐等消费需要，基本上是一种以自给为目的的生产。但与此同时，江南三织局还提供一部分所谓“贸易缎匹”。它是通过官府解往甘肃供新疆各城需要，每年需要数量并无定额。根据清代有关的档案材料记录，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二十六日，管理江宁织造员外郎成善题奏销册记：乾隆四十八年份，军机处分办江宁、苏州、杭州三局造办贸易绸缎共6160匹，其中江宁局分派织解2054匹，料工等项银为4440．95两。又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1上《秩官》记：“（哈密、吐鲁番）亲王俸缎，暨伊犁、塔尔巴哈台、乌什、叶尔羌所属和阗、阿克苏、喀什噶尔、喀沙拉尔等处应用绸缎，苏、杭、宁三织造分办，江宁例分一千二三百匹。……青海郡王等处应用俸缎，江宁分办七十八匹，办解有年。” 这种所谓的“贸易缎匹”、“应用绸缎”、“应用俸缎”，实际是清代中央政府供给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一种“俸缎”。江南三局织造这类产品，是作为一种“派织”任务承办的，它与织造贡纳缎匹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只是缎匹的去处不同、消费对象不同而已。从上面的记载看，江宁织局承办这种缎匹，数字虽不大，但却“办解有年”，承担这个任务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清代江南三织造匠工的来源，主要是采用雇募的办法。这种雇募工匠制（“买丝招匠”制），是由于顺治二年（1645年）废除了明代匠户制度的结果。雇募工匠的身份地位，虽已不同于明代织局的住坐匠或存留匠，他们享有一定的劳动报酬，但他们仍不能算是完全自由的劳动者。因为他们被招募到官局做工，仍然是一种当差服役的性质，不但带有浓厚的封建劳役性，而且还是一种终身职，其身份地位是以“世业相传”为特征。所以清代的织造局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摆脱不了封建强制的束缚，并表现为对官局的人身隶属。正因为这样，工匠在官局就处于无权和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清代江南三织造使用的招募工匠，按其来源基本上有以下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通过官府招募。这是织局各色工匠最主要的来源。招募来的工匠，因属于织局正式编制中供给口粮的额设工匠，因此一般称之为局匠或食粮官匠。招募工匠入局后，如不因故被革除，即是永役的局匠，不仅成为本人的终身职，并且还子孙承袭“世业相传”。这种“顶补制”是机匠对官局人格依存的一种表现形式。“顶补”既是局匠的一种权利，同时也是局匠依存于官局的一种义务。织造衙门之所以大力推行并维系这种顶补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局匠能够“保其家业”，起着笼络人心的作用；然实质上是通过顶补传袭制，将技术和人才垄断在官局的手中，使之世世代代地为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服务；为织局技术人手不断得到补充和不断地新陈交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第二种形式是招收幼匠学艺，成为织局的养成工。这些幼匠主要来自于织局工匠的子侄，有的是承袭顶补而来，有的是准其带局学艺。幼匠经过学徒阶段后，升为正匠。这类幼匠，以江宁织局人数较多，他们是织局工匠补充的一个后备源泉。以上两种来源的局匠，是长期固定在织局的基本力量。除此而外，织局还采用“领机给帖”和“承值应差”的方式，占用和剥削民间丝织手工业工匠的劳动。前面谈到的织局发给执照，民间殷实机户领织官局织机，就是这种“领机给帖”的具体作法。由此看来，织局在遇有繁重的织造任务时，单靠织局本身额定的正式工匠是难以完成的，它必须运用“执帖”的局外官匠——中间承包人（机头）的力量，临时揽雇民间丝织业手艺水平较高的工匠来承担。这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官局人手不足的困难，同时也保证了织造任务按时按质地顺利完成。领机给帖是以雇工生产为特点，执帖的机头，自己虽不参加织局的具体织造生产，但他们对织局承担有领织的质量责任。领帖的机头，原来就是民间独立的丝织手工业者，他们家中都自有织机，经营织业。但在官局领帖后，他们一面要替官局当差，一面又要自营业务，因此他们就具有“官匠”和“民间机户”的双重身份。其结果，往往由于在官局当差肩负的责任，精力分散，不得不使自营的织业受到影响；加上官局的榨取，使得他们微薄的资财日渐耗尽。这就是官局织造在领机给帖形式的控制下，对民间机户机匠盘剥榨取所带来的灾难后果。所谓“承值应差”，是官局织造向民间丝织手工业强行摊派的一种无偿劳役。据云锦业的老工人回忆，过去牵经接头在织局应差，只有饭吃，没有钱拿，完全是一种白当差。从实际情况看，“承值应差”的均是民间织造行业中靠出卖手艺劳动为生的技术工匠。这种无偿的劳役，对他们的经济生活是一个强制的剥削和沉重的负担。综合以上所述的情况看，官办织局的建立，一方面对当地的民间丝织手工业带来一些沉重的负担（如经济上的榨取、劳役上的摊派剥削等）；另一方面，官办织造工匠的来源，“领织”（加工生产）、“领机给帖”、“买丝招匠”、“承值应差”和“收买织品”等等作法，又都必须建立在役用和依赖民间丝织手工业的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民间丝织手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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