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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云锦业
发布日期：2008-08-29

讲到清代南京的官办织造，就不能不提到以“织造世家”闻名的曹家。江宁织局自顺治二年建立起，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撤销时止，共存在260年时间。在这260年的时间中，主管织造的官员，先后更迭达数十人之多，而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曹玺、曹寅、曹颙、曹頫四人。曹家祖孙三代四人连任江宁织造达65年之久，与江宁织局和南京的关系最为密切，影响也有关。曹家之所以为人们所熟悉，还因为曹寅之孙、曹頫之子曹雪芹，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描述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情况的不朽著作《红楼梦》。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从康熙二年（1663年）开始任江宁织造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卒于任所，任职21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原在京城（北京）任銮仪卫治仪正，兼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后被提升为慎刑司郎中。曹玺死后，曹寅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出任苏州织造，继而任江宁织造。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二十三日，曹寅病故于扬州书馆，江宁织造一缺，由曹寅之子、曹雪芹的伯父曹颙继任。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颙因赴京染疾，卒于北京（任职仅三年时间）。织造一缺，复由曹雪芹的父亲曹頫继任，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曹頫被革职抄家离开江宁北上为止。曹家祖孙三代四人在康熙皇帝的恩宠下，先后连任江宁织造官员达65年的时间。曹家原系汉人，曹玺的远祖是“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即宋代的开国大将曹彬之后，“著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县）”、“宦渖阳，遂家焉”。曹家很早就入了旗籍，属汉军正白旗，为皇室包衣。曹家先人曹世选跟随多尔衮（清太宗皇太极之弟，清世祖福临之叔父）入关，“分入内务府正白旗”（《辽东曹氏宗谱》）。正白旗是八旗中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直接受皇帝指挥。曹世选的儿子曹振宜，因卫护多尔衮入关立有军功，任“牛录章京”（佐领），后“累迁浙江盐法议使”，和皇室关系十分密切。从曹振宜之子曹玺开始，以曹寅为中心，直到曹颙、曹頫为止，祖孙三代人在康熙一朝受到皇室，特别是康熙帝的特殊宠信和照顾。曹玺妻孙氏曾被挑选为康熙的乳母。康熙南巡时，称孙氏为“吾家老人”，赐予了特殊的荣誉。曹寅少年时，曾被挑选为康熙的“伴读”，很得康熙的信任。曹寅的女儿，又是和硕礼烈亲王代善的后代多罗平郡王讷尔苏的嫡福晋（其长子福彭，即曹寅的外孙，后于雍正四年袭爵为多罗平郡王）。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曹家在康熙一朝一直是只盛不衰、红极一时的大官僚家族；并以“织造世家”闻名于当时的上层社会。在康熙当政的61年时间里，不仅江宁织造成了曹家的世袭职务，曹寅的内兄李煦、曹寅母亲孙氏的亲属孙文成，也都由于曹寅的举荐，分别担任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多年。江南三织造在清初重建时，最初是由内廷派遣织造太监监管其事。如江宁织局由内监车天祥负责。苏、杭织局的重建，是委派内监卢九德负责，监督龙袍织造等事宜。顺治三年罢织造太监，委派工部右侍郎陈有明负责督理苏、杭织局；江宁织局则由督抚洪承畴经定。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世祖福临（顺治皇帝）正式设置了内十三衙门，酌用内官处理皇室事务（顺治十一年十月，又改为十四衙门）。十三衙门中的第十三，即为“织染局”，掌管织造事务。从此，江南诸织局又尽属内廷，复由内廷派出太监督理。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七世祖福临殂世，遗诏以十四罪自责，内有“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圣祖玄烨即位，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下诏明谕吏部、刑部等大小各衙门：“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这里所说的革除十三衙门，凡事皆依太祖、太宗时定制，就是恢复原来的皇室“包衣制”。清代官书说，“国初置内务府”，“内务府”制度即由“包衣制”演化而成。内务府组织是在康熙即位后确定，并逐步完成。自此，织染局，江宁、苏州、杭州的织造监督，统由内务府官属兼任、简补。康熙二年，皇室包衣正白旗曹玺，首膺江宁织造之职，并连续任职21年之久，卒于住所。此后江宁织造督理一职，便一直由内务府派任。江宁织局恢复之初，并无一定的额造任务按时派织，而是时织时停。如顺治十一年正月，江宁织局就曾因江南水、旱灾而明令停织两年。织造任务是随着宫廷需要，和江南当时具体情况而定。顺治二年，洪承畴首先以内院大臣身份出抚江宁，时织局开织，诸多事宜均由洪承畴经定。当时织局恢复伊始，在生产组织上和匠作工价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紊乱情况。至康熙二年始，在曹玺、曹寅父子二人任职的数十年间，由于对一些事项作了规定，或重新作了规定，江宁织局才随着康熙王朝政局的稳定，而走上了岁有定额、按时织造的正常生产道路。曹玺妻孙氏曾是康熙的乳母，曹寅少年时又是康熙的伴读，这种特殊关系使曹玺父子对康熙忠心耿耿，成为康熙的得力心腹；而康熙对曹氏父子，也确有不同一般的特殊照顾。即以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十二日，内务府嘎噜等奏复校尉服色的奏折事为例，就可窥见一二。奏折上奏明，康熙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内务府曾与工部就校尉衣服的服色及制作，奉旨作了调查研究：“会典内既无校尉服色衣规定，今将绣制粗略估计，不算匠役工钱，若绣上好红缎，连缝工需银四两余；若绣制次等红缎，需银三两六钱余。现在江宁织缎一件用银七两八分、杭州织缎一件用银六两九钱八分”。织缎价格，虽较绣制费用贵出将近一倍，但因过去的“主上掌执事、抬轿校尉，原来既无穿绣衣之处，若绣制两千件衣服，亦难得到同类之缎匹”。又因正值钱粮缺少之际，便决定以次等缎织成颜色好、花样鲜明的衣服。江宁、杭州二织造俱奉命做成：二两五、三两、四两、五两四等衣服各一件。呈报后，内务府总管嘎噜等认为，江宁织造曹玺呈阅的服装地料颜色，比杭州送阅的颜色好。虽然曹玺送阅的衣服，每件费用（不包括织匠工银在内）三两五钱四分，比杭州所织的每件贵银四分，但最后仍决定依照曹玺送阅的缎样颜色为准，交由江宁、杭州二局依样同时织造。在这一奏折中，呈报江宁织造曹玺与杭州织造金毓芝所呈服色、花纹时，所用的语气也有所不同： “今管理江宁织造·郎中曹玺呈称：从前织造校尉服色之缎，丝密并有横花四个，缎底亦有花；今经仔细计算，减去丝及花框之绒，改为横花三个，缎底无花，织成五两之缎一件，三两八钱三分之缎一件，三两五钱四分之绸地一件，二两五钱二分之绢地一件，特将此四种缎样送去呈阅”等语。 “管理杭州织造·郎中金毓芝呈称：将织成横花三个，缎底无花之五两缎一件，三两八钱五分之缎一件，三两五钱之绸地一件，二两五钱之绢地一件，将此四种缎样送上呈阅”等语。曹玺、金毓芝二人呈称的全文究竟如何，嘎噜等具奏时是否全部引用，不得而知。现只从嘎噜等呈报时对曹玺呈送的样品是细加说明，而对金毓芝所呈，只是约略引用；最后，校尉服色缎地花纹，完全依据曹玺所呈样品为准，交由宁、杭两局同时织造。由此可以看出，曹玺之被康熙所重视，实非一般织造官员所可比。康熙二十三年曹玺卒于任所后，江宁织造一缺，便由其子曹寅继任。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曹寅出任苏州织造后，很快便又回任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一职，便由曹寅内兄李煦担任。在曹寅担任江宁织造的二十多年内，处处得到康熙的特殊关怀和照顾。康熙在李煦的“盐课奏销请展限折”后曾批过：“去岁曹寅不曾展限，尔同曹寅商量再折请旨。”对杭州织造孙文成（曹寅母孙氏之亲属），康熙曾令他口传谕旨与曹寅、李煦：“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个人就说他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会参他，不可学敖福妄为。”这个敖福，就是原任杭州织造官员。康熙命孙文成口传谕旨给曹寅，实际用意是提起新任杭州织造孙文成的注意。这是康熙四十五年六月间的事。曹寅在同年七月初一日，奏报《全唐诗集》刻印校对情况的奏折内，另附一奏奉到口传谕旨折，折内特别奏明：“孙文成系臣在库上时，曾经保举，实知其人，自然精白乃心，共襄公事。……谨具折上奏。”自此以后，江南三织造，确是更进一步地做到了以曹寅为中心的“三处一体”，成为康熙在江南的心腹耳目。这个“三处一体”，也即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回中所写的“护官符”的一重要现实依据。江南织局主管的是织造事宜，曹玺、曹寅在任职的数十年时间里，完全按宫廷的预定需要进行织造，岁有定数，按时送往京城。从曹寅、李煦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六月奏陈织造事宜六款折中，可以知道当时江宁、苏州二局织造的品种有：线罗、制帛、诰命等项，各项生产的组织形式及其工价并不一律。奏折中称：“神帛、官诰两机房，自顺治二年间案经内院臣洪承畴经定，除丝、颜等料照时采买外，其一应匠作工价，比应开织之初，维期撙节，所定工价甚寡，较之段匹、倭段，仅十分之二三。此各匠虽有工价名目，实皆民间各户雇觅应工，迄今六十余年。历任织臣，无可动钱粮，惟一循旧例，若竟行革除，则穷匠星散，谋食不能，束腹以待钦工。若听其贴养，则穷檐蔀屋，虽升斗分文，尚属艰难，而责之帮工，易能免胥吏诛求之累。” 曹寅、李煦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后，接着建议： “但诰帛工价，岁有成案，臣督织以来，即昼夜图维，未有善全之策。今幸值江（宁）、苏（州）两局织造钱粮，既岁于巡盐多得银内动支，此不足工价亦请于余银支给。臣等原议诰帛二项人匠，约计370名，岁需银2700两，即可赡活群工。将来有无派织，皆需此养匠，其民间帮贴，概可革除。” 神帛、官浩二机房机工工价极不合理的情况，自洪承畴经定后，延续了60多年的时间。经曹寅等具折上奏后，才解决了这一拖延很久的问题。曹寅的这种做法，免使织工在无派织任务时星散云分，对织局技术力量的保存与稳定起了有益的积极作用。此外，曹寅还应江宁机户们的要求，奏免了机户开机不得逾百张的限制。但曹寅事前对机户们曾经预言过：“奏免易，他日思复则难，慎勿悔也。”因为曹寅预计到，取消百张之限，对机户们既有有利的一面，复有不利之一面。有利的是：织机增多，可以多织、多剥削、多赚钱；但织机太多，则有一个产品“过剩”的问题。因为云锦、倭缎、宁绸等江宁的丝织产品，市场的需要量毕竟岁有定数；供过于求，必然要影响到价格和销路。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果如曹寅所预料的那样，“自此，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年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机愈多则货愈积，积久则贱售，不顾亏本，循至今日，致不可收拾矣。曹公当日顾虑及此，无如民间不解所谓盖物以稀为贵也”。然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曹寅的这种预料和考虑，完全是为织机占有者的利益考虑的。即使是对神帛、官浩两机房机匠工价的提高，也主要是为了革除民间大户富室的帮贴，免除他们的经济负担；并非是从机工本身的待遇做过多的考虑。当然，曹寅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些改变，客观上对江南丝织业的发展——主要是江宁，也包括苏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江宁织造除担负织造御用缎匹的一切事务外，还兼任着皇室在江南的采购、办事等任务。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三十日，内务府为“内廷主子”（后妃等皇室人员）出入畅春园，需要车辆甚多，有时一次用五六十辆，有时用七八十辆，车辆感到不敷应用，请旨增置朱沿元青车六十辆。内务府认为南省有巧匠，“请交三处（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官员，由彼等报效，每处二十辆，按照内用式样，敬谨制造呈进”。但康熙下令，“不必交给杭州，著交曹寅、李煦制造。……只令他们制造车沿、车顶可也”。曹寅过世后，曹颙继任江宁织造时，康熙于五十二年（1713年）八月初八谕李煦、曹颙：“朕集数十年功，将律历渊源御书将近告成，但乏做器好竹。尔等传于苏州清客周姓的老人，他家会做乐器的人并各样好竹子，多选些进来，还问他可以知律吕有人一同送来。”江宁、苏州二织造遵照康熙谕旨，寻找了好竹子和懂音乐、会做乐器的人。除此而外，曹玺、曹寅等还不断为皇室搜罗文物、古董，以及江南特产等，竭力报效。凡此种种进贡之物，均为臣属向皇上的“报效”，也即是说，皇室是从不拨款和付给银子的。那么，织造官员的薪俸又有多少呢？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七月十二日巡抚安徽徐国相《奏销江宁织造支过俸饷文册》上可以知道，“织造官一员曹玺，每年应支俸银壹百叁拾两，除奉捐银陆拾伍两不支外，实支俸银陆拾伍两”、“月支白米伍斗”。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五月廿二日，巡抚安徽陈汝器的《奏销江宁织造支过俸饷文册》记载了曹寅“每年应支俸银壹百伍两”、“月支白米伍斗”。按照薪俸，曹织造府应是吃饭穿衣均感为难的人家，哪有银子向皇上报效种种稀世文物和时鲜，及对皇室做其他种种“报效”呢？还有康熙六次南巡就有五次驻跸于织造府，其时的铺张耗费，则更是无法估计了。康熙是很懂经济的，他对江宁、苏州二织造的经济，是既知其出，亦知其入。江宁、苏州与两淮同属两江督府管辖，两淮盐务方面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所以江宁、苏州两织局的大量耗费，均是在盐务中开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玄烨又令曹寅和李煦轮管两淮盐务；四十三年又令曹寅兼任巡盐御史。自此两淮的盐务收入与织造的耗费同掌握于一两人手中，其间种种方便自不待言。曹寅任巡盐御史后，上折奏闻时曾明言：“巡盐御史于每年额引之外，有盐二十斤，名为院费，故御史与笔帖式有三十万两之余羡，因此条充织造衙门钱粮。”又奏明：“其承差发收，系近年漏规，于二十斤之外，又多增七斤。”这每年“三十多万两之余羡”，与织造官员的年俸一百零五两银子、月支白米五斗相比，相去何其遥远！此外，康熙还让曹寅管过八年“五关”（龙江关、淮安关、临清关、赣关、南新关）铜筋。八年后，曹寅奏明共上缴“节省银”三十二万五百四十一两五钱一分一厘。这其中铜筋管理人的赢利，更是难以估计了。两淮盐务，与五关铜筋的分内分外收入，长期来既供给皇室、朝廷织造缎匹和其他方面的需用，也供给曹寅、李煦等人的长期挥霍与享用。由此可以看出，曹氏虽系皇室包衣，曹寅于奏折上每称“臣系家奴，自幼荷蒙豢养”，但实际上却是握有国家一部分经济特权的权臣和具有特殊身份的皇室亲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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