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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云锦业
发布日期：2008-08-29

本节接着上一节继续讲讲江宁织造曹家。江宁织造曹玺、曹寅父子，在江宁所承担的任务，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织造事务的范围。康熙一朝的曹织造，在江南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有六朝故都之称的南京，是明朝遗老、江南士子、名流望族集中的地方。像这样一个重镇，康熙焉能掉以轻心？曹织造一家在江宁织造任上，就是秉承康熙旨意去做的。从曹玺开始，在江南就和一些前朝遗老应酬交往。到了曹寅任职时，则更是结交文士名流，吟咏酬唱，诗酒往来。曹玺曾在江宁织造署中建造了一所花园，园中筑有一亭，亭旁植有楝树，故名其亭为“楝亭”。至曹寅继任织造时，“楝亭”（织造署）遂成为当时江南的文化中心。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是一个颇有文采的封建官僚，工骑射，能诗，善词曲，有《楝亭诗钞》、《词钞》。又刻有音韵书五种，及《楝亭藏书十二种》，校勘颇精。清金植《不下带编》中记有：“康熙三四十年间，江宁织造曹寅用楷体字所刻的书籍，雕版精工，所谓‘康版’、后世宝惜，在宋版之上。”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曹寅奉旨于五月初一日在扬州天宁寺开局刊刻全唐诗集，所有一切大小事务全由曹寅亲自督成。曹寅不时上折奏陈刻印大小事宜，并随时呈上凡例、序文、样本等等，诸事均由康熙过目定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玄烨又命曹寅刻印前一年（康熙五十年）编成的《佩文韵府》。曹玺、曹寅父子以皇室亲信任江宁织造官员，织造一员虽说无常品，但曹氏父子的地位权势，却远远超出地方的一切官员之上。其为康熙刊刻的卷帙浩繁的“钦定”书籍，不只在江南，即使在全国影响也是极大的。康熙为了稳定“大清天下”的政局，一方面对明室遗员、汉族人民的反清者进行镇压；一方面又竭力笼络汉族士大夫阶层，特别是对云集江南的士子。曹织造府实际上是直接听从康熙指挥、并按康熙旨意所在，担任着安抚、笼络江南前朝遗老、文士名流等任务的。曹氏父子在这方面的不遗余力，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康熙也确实为之提供了种种的便利，所以江宁织造府西花园的“楝亭”，便成为当时的江南文化中心。曹寅有《楝亭图》四卷，为之题咏、作画的诗人名流，凡属海内，几乎无有遗漏。由是观之，曹氏父子（特别是曹寅），为康熙皇帝在织造外所做的安抚、亲近士大夫阶层的工作，确实是做得十分出色。康熙一朝的江宁织造，是康熙亲自掌握的直接耳目。织造府每月必向康熙进奏“晴雨册”，奏报当地的气候、年景、水旱病虫，以及米价、丝价行情的变化等等情况。康熙也常在奏折后面批问江南的人事动态，并令曹寅“已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曹寅遵照康熙的旨意，事无巨细，均一一奏报。大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乡试江南科举舞弊案，小如官员上任问事的具体日期，也都详折奏报。另如前朝帝陵（指南京的明孝陵）的塌陷、修补，和因此而产生的种种传闻，也先后奏报了多次。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廿五日，曹寅在奏“洪武陵塌陷折”中写道：“恐谣言流播，讹传失实，有廑宸衷，合先奏闻。”后又将这暗中牵涉到两朝兴废大事的种种说法，语似淡淡实则详陈地禀述了一番，使康熙得以放心。康熙一再嘱咐曹寅“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之所以要曹寅如此小心，为的是不露形迹地通过曹寅，以掌握到江南这大片土地上的真实情况和各种动态，使自己能得以做到“耳聪目明”。连曾是自己老师的大学士熊赐履，康熙也令曹寅暗中了解他在家所做何事。在熊身后，康熙“闻得他家甚贫，果是真否？”令曹寅“打听得实，尔面奏”。后叫曹寅送些钱去（曹送奠银二百四十两，并去祭吊）。从上述种种“奏报”、“批复”（这里只是部分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康熙与曹寅之间非同一般的君臣关系；江宁织造，实有着比“织造”更为“重要”的真正任务。康熙对自己的心腹之臣曹寅恩宠日加、生全造就，也确实非同一般。内务府启奏曹寅承办铜筋，尚欠应缴节省银应速完结时，康熙在奏折上朱笔批上：“曹寅并未贻误”。皇上说了话，谁人还敢置问？康熙曾一再提醒曹寅、李煦二人盐务上的亏空：“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而当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病故后，江宁织造与两淮盐务存在大量的亏欠未能清还，李煦便奏请代管一年，为之设法弥补。康熙不只准其所请，还向李煦交代：“曹寅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则犬马不如矣。”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八月十二日，康熙驻跸阿那达岭行宫时，曾说过：“先是总督噶礼奏称，欲参曹寅、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朕姑止之。查伊亏欠课银之处，不至三百万两，其缺一百八十余万两是真。自简用李陈常为运使以来，许多亏欠银两，俱已赔完……，前各任御史等亏欠钱粮，亦俱清楚。”五十四年（1715年）十二月初一日辰时，上御畅春园内澹宁居听政，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毕，……上曰：“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故将伊等所欠银廿四万两，令李陈常以两淮盐课羡余之银代赔……”在康熙的庇护下，两淮盐务确实是一笔“糊涂”账。屡亏屡还，还后仍亏，而且亏空的数字越还越大，其中原因，康熙是深所知晓的。康熙六次南巡至江宁时，除次住将军府外，余五次均驻跸于江宁织造府，由曹寅、李煦等接驾、侍候。江宁附近的苏、杭、镇、扬等处的迎驾，亦均由曹、李二人负责安排。南巡时的修西花园（江宁）、行宫（扬州），以及车马船只的筹备等，凡事穷奢极欲，正如其孙曹雪芹后在《红楼梦》中叙述江南甄家独独接驾五次时那样：“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这偌大的南巡花费、平时的报效，还有结交江南一带名士闻人等等，与其说是康熙知道其中情由，还不如说，曹寅是拿着国家的银子，秉承康熙的旨意在为康熙办事。这个“事”，有公开处、也有秘密处；有用于“织造”的，也有用于“接驾”的，更有用于树起“楝亭”这个江南文化中心，为康熙在南方作拉拢士子、稳定人心，以及暗中注视各种动态等等工作。康熙既与曹寅有这种特殊的密切关系，所以曹寅身后，康熙便令曹颙继任江宁织造，并对其寄予很大期望。然曹颙任职不久又染疾病故。康熙为了让江宁织造一职继续掌握在曹氏手中，仍能似曹寅那样为自己办事，故又令曹頫过继给曹寅的遗墉李氏为子，又继放江宁织造。这便是江宁织造曹府一门祖孙三代四人，在康熙王朝能以连任织造官员达60余年之久的真正原因。江宁曹织造在康熙王朝的60余年间，很多事情均由玄烨一手庇护，而得以安然无恙。虽曾有过不少人欲参曹氏，但玄烨只用一句“朕姑止之”，风波便被平息下来。然而玄烨一死，雍正朝开始，曹家便立即遭到了与前朝截然不同的待遇。这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写的那样：“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曹雪芹的这两句，正是他自己所切身体会的境遇。过去总也算不清的那笔“糊涂账”，现在重被查算。曹頫只好请求将这笔亏空分三年还清。曹頫在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的奏折中写道：“窃念奴才自负重罪，碎首无辞，今蒙天恩如此保全，实出望外。”雍正朱批的是：“只要心口如一，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接着是替皇室卖人参的价格遭受怀疑。雍正质问“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早年售价如何？”并令内务府查清早年南方人参售价。继而内务府库存的纱变色，又惊动了雍正皇帝。雍正于二年五月十三日令太监传旨：“每年花费若干万两钱粮织的纱，库中官员并未妥善收藏，以致变色，将此着交内务府总管去查。变色之纱，若系三五年之内者，著参奏。”到了六月廿五日，雍正又令太监传旨，“谕庄亲王、内务府总管等：三处织造呈进各色绸、缎、纱等物时，应立即将彼等送来之年份及缎匹项目、数量等，查收入账，销算钱粮。”江宁织造曹頫送进的上用缎匹，也由内务府详细写下清单，奏呈雍正知道。到了雍正四年三月，雍正由查账到斥责“缎库之绸薄而丝生，即如外边所售者，此系何处织造所进，著交内务府总管查奏。再，新织造之缎粗糙而分量轻，亦著交内务府总管，将不好及分量轻者挑出，查明系何处所织具奏。”这次查对结果，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均被责令重织赔补，官员被罚俸一年，笔帖式等给予降级处分。一国之君，日理万机，为何对衣料质量过问得如此之细？这当然是有其内在原因的。雍正五年，在御用石青褂面落色上，雍正又作了一次文章，表面上令内务府查明，是库藏石青缎匹全部落色？还是挑选缎匹的人有意陷害织造官员？在这“公正”的命令传下后，查清御用石青褂面又是江宁织造曹頫所进，曹頫又被罚俸一年。旋又因三织造差员运送龙衣勒索释站事，雍正认为“甚属可恶”，又令内务府严格察议审定具奏。从雍正元年至五年，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曹頫得到的全是责难和处分。曹頫的进物单上被朱笔批上“用不着的东西，再不必进”，“此种徒费事，朕甚嫌”。连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曹頫所上的贺折上，也被雍正的朱笔冷嘲热讽了一番。奏报江南蝗蝻灾情时，雍正的朱批质问：“蝗蝻闻得还有，地方官为什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就在这句“不与朕相干”的三年后，雍正于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革了曹頫的职，廿四日查封了曹頫家产。这个被康熙一手培植起来的江宁织造世家，终于因与雍正的政敌似曾有过一些往来，而被猜忌多疑的胤禛（雍正）一手铲除了。曹织造府祖孙三代四人任了60余年的江宁织造臣。在曹玺、曹寅任职时，由于在管理方面立下了一些规章和制度，对江宁丝织生产的发展，客观上是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曹寅之孙曹雪芹以织造府的许许多多生活素材为蓝本，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红楼梦》。曹雪芹由于少年时期生活在织造世家的豪华生活里，他对丝织物的服料名称和上层社会中不同身份人物的服饰、佩戴，是极为熟悉的。他把这许多都忠实而详尽地记述下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下了不少以云锦为服饰或实用物的名称，如：“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肩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水红妆缎狐肷褶子”、“大红金线蟒引枕”、“秋香色金线蟒大条褥”、“锁子锦靠背和引枕”、“金线闪大坐褥”……这些织物有的属“妆花”类，有的属“织金”类，有的属“二色金库锦”。在服饰方面，曹雪芹还写了罕见的“凫靥裘”和用孔雀毛拈成线跟金线在一起织成的“孔雀裘”。当雀金呢（孔雀裘）被火迸了一个洞后，书中曾写道：外面的“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做女工的，问了都不认的这是什么，都不敢揽”。后来还是宝玉房中的晴雯，用了家中的孔雀金线织补而成。曹雪芹对织物常识方面的理解，于此可略见一斑。曹雪芹以“一把辛酸泪”来写这说不尽的温柔富贵、花团锦簇的钟鸣鼎食之家，只落得个悲金悼玉、红楼一梦的下场，是有他切身体会的。江宁织造曹家和曹家亲戚李煦家的衰败，非但与经济有关，更因其政治原因所致。曹家担任江宁织造兴旺发达的60年，主要是在康熙一代王朝。曹雪芹笔下的荣、宁二府，拥有大量土地，使用众多奴仆，享有各种优厚特权，过着穷奢极欲的富贵生活，这就是清王朝前期包括曹家在内的豪门贵族的真实写照。康熙死后，雍正即位。被康熙一手扶植起来的曹家，必然因种种政治方面的因素而被革职抄家。在曹氏之后，江宁织造官员即不断更换。他们任职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未见有任职达十年时间者，更非世袭。织造府只以织造为事，守其本职，按时贡纳；历任织造官员也从未享有过像曹家祖孙三代那样的恩宠与特权，因而这许多织造官员也就不可能像曹织造府那样为人们所注意、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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