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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云锦业
发布日期：2008-08-29

这里讲一讲清代南京民间织造的情况。清代初期，官府对南京民间机房曾有开机不得过百张的限制。如若超过，规定每张机须纳税50金；还须先向织造衙门申请，经批准注册、发给文凭（执照）后，方可开织。这个规定，对民间丝织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至康熙年间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时，机户们为了自身利益的发展，具文公请织造曹寅向朝廷奏免额税，取消开机不得逾百张的限制。曹寅曾语机户曰：“此事吾能任之，但奏免易，他日思复则难，慎勿悔也。”经奏请，得旨永免。机户们为了对曹寅感戴，特建“曹公祠”于雨花冈，世代颂祀，以感其恩。百张之限取消后，南京民间丝织机台有了很大的增长。资力雄厚者极力扩张，畅所欲为，遂有开机四五百张的大机户出现。这些大机户，有的除自行设计督织外，大多以经纬原料交与小机户（代料加工机户），各就其居处加工织造。也有的自己并不开设坊号，只是将丝经原料散发给织造机户，按加工缎匹数量付给工资。当时南京的民间机户，已经有了部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大作坊出现（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丝织手工业作坊，在明代的江南丝织业中即已出现）。而为数众多的民间小机户，由于本身力量单薄，无力独立经营，专靠为大作坊加工织造货品营生，成为大作坊的组成部分。据记载，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南京民间丝织机台（包括缎、锦、绸、纱、绒等织机在内）已发展至三万多台。至道光年间，单缎机（包括花、素锦缎，主要是素缎）即发展至三万多台。纱、绸、绒、绫等机尚不在内。总计城厢内外各类丝织机台总数已达五万多台。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是为南京丝织生产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南京丝织生产有史以来的峰。民间丝织生产的发达，带动了城市百业的兴盛，特别是那些直接为丝织生产服务的各个行业，如机店、梭店、筘店、籰（音月）子、绺梭竹器店，范子行、挑花行、拽花行、边线行、染坊，以及与锦缎包装有关的纸坊等等，都相应地发展起来。综计全城直接、间接依靠丝织生产及其有关各行业为生的，达数十万人之多，大大地促进了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在兴旺发达的南京民间丝织业中，根据有关资料对云锦业情况的记载：“按锦业最盛时代，当推前清康（熙）、乾（隆）两帝在位时为极。除皇帝、亲王必用外，兼答谢越南、朝鲜等国赠礼之需，复售与住坐南京之富商大贾，运往蒙古及西藏等处。彼时织品尚妆花……，此类织法，工精料美，巨细认真，花样繁多，鲜妍夺目。工人不惮思虑、不惜时间，精益求精，日新月异，冀获皇家赏视，博取荣名，是以人争趋之，锦织因以大盛。据世职斯业者云，当极盛时代，织锦机户约二百余家，每家机数二三张至五六张不等，十张以上者几稀。每年出品总数约值银二百余万两，依此求生活之工人如织染、绘图、挑花者等等，当有万数千，由知当时之盛况。业此因以致富者，亦颇不乏人。” 道光以后至咸丰三年（1853年）时，全城有摹本缎（库缎）织机2500台，妆花描金缎（妆花缎、织金锦缎等）织机1000台，共3500台。嗣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南京因受战火影响，丝织行业生产机台受到很大损失。殷实机户大多流寓外地，躲避战乱。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云锦生产虽逐渐得到恢复，然因战火损失，元气挫伤，生产规模已大不如前。至光绪六年（1880年）时，摹本缎织机已锐减至300台，织工1300人，年产量10000匹，价值230000海关两。妆花描金缎织机300台，织工1500人，年产量3000匹，价值150000海关两。妆花描金缎几乎全部是定织的，北京及北方旗人消费。留供本地消费的，最多约为十分之二。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时，摹本缎机更减至50台。妆花描金缎机减至30台，生产情况每况愈下。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宁织局奉旨裁撤。江宁织局撤销后，清代宫廷所需的云锦，每年即委派专员来南京向民间机坊采办；民间机坊织造的云锦，从此也更多地进入宫廷。我们从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晚清时期的云锦织品中，可以看到很多南京民间作坊的产品，锦料的尾端均织有机坊商号的字牌。在江宁织局未撤销前，很多贡品的云锦，缎料上织的虽是官办织造的字牌，实际上很多已是民间机坊织造的产品。江宁织局撤销后，由于宫廷需要和少数民族地区需要的云锦，完全依赖于民间机坊织造供应，因而刺激了民间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民间的云锦织造业重新出现了一段兴盛繁荣的时期。清代的北京，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皇族统治集团和封建官府的达官显要聚居在这里；北京又是当时通往东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枢纽，少数民族及各方往来客商，每年云集在这里的很多。当时北京一些资金较大的缎庄商号，看到云锦在京城和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销路广阔，盈利丰厚，就开始兼营云锦织品的买卖。他们常年来南京采购，有的就在南京设立采购分庄，派人常驻，坐地收购或向织造机房定织各种花色的云锦织料，运往北京销售。这种南产北销的局面，已有相当久长的历史。南京是云锦的产地，而云锦的销售集散地过去一直在北方，主要是北京和张家口等地。由于北京经营云锦买卖的缎号，采办的各色云锦日渐俱备，因而宫廷的需要就逐渐转移到北京就地采办。实际上北京的部分缎庄商号，正是看准了宫廷和蒙、藏兄弟民族这种传统需要和爱好，而积力于云锦的销售经营，以攫取丰厚的利润。据业中人谈，当时在北京采购云锦的客商和蒙、藏等兄弟民族，长期来多认为云锦出自于北京，而不知其生产于南京。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的兄弟民族，之所以喜用云锦作服装和装饰，除了崇尚其华美的原因外，还因西北地区多沙漠，气候干燥、风沙大，着之可以不沾尘土（沾上灰尘和沙土后，拍打一下即可干净），有其实用上的长处。早在清初时，清朝政府对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上层阶级，就有所谓“应用傣缎”的供应。江宁织局提供的“应用俸缎”，就是各种花色的云锦织品。根据少数民族上层阶级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需要，各种云锦织料除用于制作衣帽袍服外，还用它装饰宫殿庙堂，和作祭垫、神袍、伞盖、帷幔等。由于“应用俸缎”供应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上层阶级的生活消费和宗教装饰的特殊需要，因而每年都有一定数量需要自行采购。或委派专人到北京、张家口等地采办，或通过北方经营庄号向南京机坊定织，有时也直接派人来南京向大的“号家”购买现货。据行业中人谈，单西藏地区每年在北京采购的各色云锦，就有相当的数量。前藏是通过当时驻北京雍和宫的“扎萨喇嘛”采办；后藏是通过驻北京皇寺的喇嘛采办。而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区的“呼图克图”，各大寺庙的喇嘛，每到北京也都要采购一批带回去。因此，每年从北京、张家口等地转销出去的各色云锦，数量甚为可观。销售比重，据业中人估计：蒙古人民共和国约占百分之六十；北京本地及西藏、青海、甘肃、新疆、西康等地区共占约百分之四十。少数民族地区，除自己派人来北京等地直接采办外，当时还有很多回、汉两族的行商，从北京将云锦贩运到这些地区去销售。销售的方式是“以物易物、协议论值”的交换方式。用云锦换回羊毛、毛皮等当地名贵的土特产品。当时交通极不发达，贩运一次，费时很久。就以去西藏的交通情况而言，当时入藏有几种走法：一条路线是由北京出发，经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入藏，骑牲口（骡马或骆驼）要四个月时间。另一条路线是从北京出发，去四川、经西康，由康定（又名“打箭炉”）进入西藏，也须约四个月的时间。此外，还有一条路线看起来很长，而实际走起来，则比前两条路线要快得多，即由天津乘海轮去香港，经印度入西藏，约需40天左右时间（指当时的交通情况）即可到达。前两条路线的走法，时间长，贩运途中极为辛苦；后一种走法，时间虽短，但费用较大。当时行商贩运云锦入藏，主要是前两条路线走法。由于运输条件较差，每次贩运数量较为有限。根据调查，清末以来，南京本地缎商经营云锦产销业务的号家有：“涂东源”、“王安和”、“林三合”、“陆家义”、“祁承业”、“张国恩”（张象发）等家。（北）京帮在南京采购，或在南京设庄采购的号家有：“兴盛义”、“兴盛泰”、“正源兴”（中兴源丝织厂的联号）、“恒义昌”、“三义广”、“天巨成”、“永兴”、“启源”、“裕丰信”、“永益”等十余家。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撤销江宁织局后，民间云锦业虽曾一度呈现兴盛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从清代整个历史时期看，从乾、嘉以至道光这一段历史时期，为云锦生产发展的顶峰时期；道光以后即逐渐走下坡路，生产规模日渐衰微。衰微的原因：一是咸（丰）、同（治）期间，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战火影响，机台损失很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二是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皇室远走西安避难，南京锦缎业机户停织约一年多时间。后虽逐渐恢复，然规模已不如前，与鼎盛时期相比已是相去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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