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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闻
改革开放后的云锦
发布日期:2008-08-29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出现极其兴旺的景象,云锦的研究和生产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云锦传统销售市场的恢复,古老的传统纹样又受到了欢迎。不仅如此,人们也更加需要新花色、新品种以满足新的需求。这一切均促进了云锦研究工作与生产的发展。1984年,云锦研究所和艺新丝织厂共生产云锦6.63万米。后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原有的丝织行业全面不景气,一些生产云锦产品的企业纷纷改行转业,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南京云锦研究所及其附属试验工场便独立肩负起了云锦的研究试验和生产销售的双重使命。
    (一)从复制丝织文物中学习、继承传统技艺复制数百年前甚至上溯到更早时代的古丝织文物,实际是一个学习和继承古老传统技艺的过程。
    1979年,北京定陵博物馆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明代万历皇帝殉葬的妆花纱龙袍。定陵为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1958年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殉葬品,其中丝织物就有300多件。据匹料腰封(裹在锦缎匹料中段部分的封条)所标注的文字记载,其中不少是当时南京“内织染局”所织造。这些丝织品刚出土时,色彩极为鲜艳,还保持原有风貌。但一离开墓室,色彩很快就褪变,到后来就炭化变质成褐色,只有金线还在闪烁发光。龙袍出土后不能翻动,一动就掉渣成为碎末,因而无法展出供人们参观。如果能够复制,那么,定陵地下宫殿出土的丝织文物“孔雀羽织金妆花纱龙袍”,就可以重新展现出数百年前的丰采。云锦研究所1979年接下了这个任务。通过多次试织,前后用了5年时间,终于将这件织造技艺早已失传的龙袍复制成功。
    万历皇帝的这件殉葬品龙袍料,全名为“孔雀羽、织金妆花纱、柿蒂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面料。这件织成袍料全长17米有余,宽70厘米。在轻、薄、透的绛色真丝纱地上,织有四合如意云地纹。迎光望去,祥云掩拥,红光缭绕,真是祥云一片、瑞气万千。龙袍上共织有各种姿态的大小龙纹17条:衣领上镶3条小龙;双肩前后有红绿两条过肩大龙盘绕;双肩间两条升龙呼应;膝栏10条行龙戏珠。这17条龙遨游于江崖海水之上,翱翔于云海之间,气势磅礴、威武独尊。
    这件龙袍料所用的材料不同一般,纱地用的是极细极韧的上品蚕丝。龙身则用孔雀羽毛线、真金线织成。这两种线都是价值贵重而稀罕的。复制时好不容易才找到孔雀羽毛,劈丝搓捻成线后,再和捻金线、各色彩绒一管一管地妆彩,一梭一梭地织造。历时5年终于织成了这件净重只900克的镶金点翠、金碧辉煌的龙袍“织成”料。
    从对定陵出土文物龙袍的复制过程中,研究所对云锦的传统织造技法,纱罗组织与妆花相结合的织法,以及相应的挑花结本、机台装造等,都作了全面的研究。他们挖掘出早已失传的“妆花纱”的织造技艺,因而成功地再现了明代南京丝织精品的历史面貌。按明代宫廷习俗,每年自五月端阳至八月中秋,因为气候炎热,宫里人各穿着不同花纹的应景名目的妆花纱袍(其他时节则穿妆花绸、妆花缎),衬上衣里(衬里),光彩闪烁,被誉为“满身活文”。明《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抄家时,丝织物中妆花品类的织物甚多,有纱、罗、绸、绢、缎、绒等等。但解放前后,被流传下来的就只有妆花缎一种。所以,研究所这次费时五年的探索研究,挖掘出失传已久的“妆花纱”的织造技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妆花纱龙袍的复制成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经专家们评定,得到了一致好评。1984年,第三届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选中,获“珍品奖”金奖,并被中国美术珍宝馆收藏。1985年,作为古代科技成就送日本筑波参加国际博览会,受到国际友人的赞誉。
    妆花纱龙袍复制成功后,云锦研究所又为定陵博物馆复制了一批出土丝织文物,其中一件为“织金孔雀羽四团龙灵芝纱袍料”,一件为“织金奔兔纱袍料”。复制成功后,在长陵(明永乐皇帝朱棣的陵寝)大殿展出时引起了轰动,参观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这些复制文物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尔后,定陵博物馆于1985年5月又与云锦研究所签订了一个更大的复制协议。到1990年,又是费时5年时间,研究所圆满地完成了复制任务,同时也获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1986年,国家文物局认为,南京云锦研究所具有系统研究复制古代丝织文物的基础,是我国具有30年历史的从事古代传统工艺的研究单位,故而确定南京云锦研究所为国家文物局定点复制古丝绸的单位,在云锦研究所内建立“国家文物局古代丝绸复制基地”。复制丝织品已不只局限于云锦类。下文即将谈到的“素纱禅衣”就是非锦缎织物。
    云锦研究所从出土丝织文物的复制中找到了一条路,这就是通过复制来挖掘、整理传统的织造技艺,使其不致湮没失传,恢复复制物本来的辉煌面目。同时也是学习传统、继承传统的有效途径。
    云锦研究所通过对定陵这批要求很高、难度很大的丝织文物的复制,掌握了有相当难度的织造技术。所以,后来再为黑龙江博物馆复制各种服料时,已能够得心应手,操作自如。这些服料有:金代太尉齐王王袍“酱色金字纹织金绸王袍”,属金代织锦的“双莺朵梅纹织金绸”、金代太尉齐王王妃的“绿地夔龙纹织金抹梭妆花锦”王妃袍料等。复制的丝织文物还有:“田猎纹绦”;北宋“童子戏桃绫”;明代“十二团龙袍料”、“三色金(指赤色金线、青色金线和银色线并用)葫芦纹龙袍”;清代丁汝昌“狮身鱼尾纹”图案的织金礼仪性战袍等。
    云锦研究所对丝织文物的复制,在国外也享有盛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国外博物馆成功复制了一批古代丝织品。首例是日本国带来中国明代赐予琉球王的龙袍照片,慕名来到中国南京云锦研究所要求复制。琉球曾是中国的藩属,每年例向中国朝廷晋见,贡献奇珍异宝之类物品。中国朝廷照例也有赏赐。赏赐常以锦缎居多。据史书记载,中国自汉代以来,赠赐外国来朝者,就有锦缎之类织物。如赠倭国女王就有葡萄锦、灯笼锦等。随着我国织锦工艺的发展,赠赐名目也日益繁多。到了明代,锦缎织造技艺日臻完善,几达顶峰,所赐锦缎常有蟒缎、妆缎(妆花缎)、织金、漳绒等名目的名贵匹料。对琉球国王赐予龙袍实属平常。这次要求复制的龙袍,原件因年久已不能挪动。日本视这件龙袍为国宝,轻易不肯示人,所以日方只带来龙袍的照片要求复制。根据照片复制,是件难度很大的任务。但云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只根据照片竟然也复制成功,因而受到日方的高度评价与赞扬。接着,云锦研究所又为日方复制了“黄地妆花缎唐御衣”、“红地妆花缎直身龙袍”、“红地妆花纱柿蒂形袍”、“蓝地大富贵团龙侧凤妆花缎和服料”、“酱色蟒缎龙袍料”,以及明式皮弁冠(帽子的一种)、蟒袍配套鞋靴、蟒纹夹袜等全套琉球王服饰。
    云锦研究所复制的云锦等丝织文物,还直达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研究所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复制了一批馆藏的中国明代丝绸饰物:“月白色折枝梅亮花纱帐子”、“翠绿色折枝梅亮花纱帐子”、“杏黄色莲花缎床单”、“明黄地八答晕天华锦床单”等,均为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明代家具配套用。
    云锦研究所复制的古代丝织文物中,有一件稀世珍品,它就是“素纱禅衣”。1972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约100余种古丝绸文物,其中以“素纱禅衣”最为精妙。轻薄、柔软、透明的素纱衣,用厚茸茸的绒圈锦作领、袖镶边,整件衣服仅重49克。它反映了我国汉代初期丝织的织造水平。周恩来总理曾作过指示,要求组织力量研究。1985年,研究复制素纱襌衣的任务交给了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素纱襌衣,重点则放在“轻”、“柔”方面。经过13年的努力,1998年,这件稀世珍品终于复制完成。复制出的素纱衣,料长近9米,仅重49 .5克(与原件仅差0.5克)。若将纱衣叠成十几层,蒙在报纸上,仍可清晰地看见下面的文字。复制素纱襌衣,再现了我国古代丝绸织造技艺的高超。我国古代即已有“方目纱”、“轻庸(容)纱”、“单丝罗”等名目,皆是以极细的上好头蚕丝纺织。这次复制所用的丝也是极细的、的,比一般丝要细到一半以上。素纱襌衣的复制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反响,中央电视台还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作了报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锦研究所为国内外文博单位复制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保存价值的丝织珍品。在这个过程中,研究所人员学习、继承了我国丝织工艺。它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和估价我国传统丝织工艺的水平和成就。
    (二)从继承传统中发展、创新技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云锦的创新设计、织造销售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老中青三代设计人员短时间内就设计出“牡丹金宝地”、“卷叶牡丹金宝地”、“卷叶雨花锦”、“孔雀牡丹锦”、“普天同庆妆花缎”、“万紫千红妆花缎”等新纹样。织成匹料后,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不同纹样的锦缎,无论是显得绚丽璀璨,还是庄重典雅,都一致带有浓烈的欢快气氛。这些传统品种的花色一出现,立即被金陵饭店等宾馆看好和受到少数民族的喜爱。销售情况很好,往往需要先行订货才能买到。
    1979年,云锦参加了南京工艺品在日本的展销活动。金宝地等新花色立即引起注意,很快被抢购一空,连少量样品都未留下。用“牡丹金宝地”等匹料制作的和服腰带同样供不应求。金宝地等匹料在日本的售价高于国内近10倍,但在国外作横向比较,仍属于廉价的精品。通过这次展销活动,让云锦业的生产者认识到自己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位置及其价值。
    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也就有新的追求。这种大好形势十分有利于云锦事业的发展。人们要求美化自己的居室以及公共场所;也要求美化自己。在举办喜庆庆典时,人们对环境装饰和自身的装饰要求更高。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云锦织造、制作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创意和产品。
    云锦通过复制文物后,设计人员熟悉了各种“补子”。他们重新创意设计,织出“真金孔雀羽正龙补”、“织金妆花方凤补”、“团龙补”、“麒麟补”、“仙鹤补”等。裱好后配上红木框架,便成为一架古典式壁挂,装饰居室或宾馆、会堂大厅等处,效果奇佳。设计人员还根据敦煌壁画创意织出了“反弹琵琶”、“飞天”等艺术壁挂。另有“织金百福(字)”、“织金百寿(字)”、和“南海观世音”的立像、坐像等多幅,尤被海外侨胞看重。海外游子中崇信佛教者不少,他们看到“南海观音菩萨”像立即双手合十,极虔诚地请上一幅带到海外。这类艺术品也常被人们作为礼品相互赠送。西藏的“唐卡”,是藏族特有的艺术品。一般为彩绘,在绢上施彩绘画,也有刺绣的。受台湾客商委托,研究所科研人员用云锦妆花手法织出“莲花生大师”、“绿渡母大师”的佛像,制成“唐卡”后更为清晰鲜亮;因而受到国家民政部部长的高度评价,受到藏族同胞的赞誉。
    这几年,用云锦中库锦、库缎、织金作服装已时有所见。香港回归时,电视中一位女士穿着大红织金四合云莲花纹的中式上衣上台发言。后又陆续地出现了男式团花长袍、短褂,女式织金长衣、短袄,一时间各类节目主持人均纷纷效仿。还有人用以作新娘晚宴的礼服。
    综合以上数例,可知今日云锦设计、织造、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也可看到云锦在现实生活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用彩库锦制作西服领带,是近几年的新创意。领带选料色彩绚丽、金(银)线闪亮,晶莹夺目,系上颇有喜庆气氛,因而受到男士们的喜爱,销路好,销售量大。
    用云锦制作的各式提包、名片夹、台毯、靠垫、枕套等,也很受市民的欢迎。用云锦适合的花色品种制作的各种供配戴用的小挂件,如十二生肖挂件,千禧年到来之际的千禧结等,这些小挂件小巧玲珑,好看好玩,价廉物美,且可不时更新,在年轻人与外来旅游者中很有市场。所以设计人员也就时刻考虑着花样不断翻新的问题。
    研究所现在不仅有条件恢复云锦的传统品种,设计新花色,生产许多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的新品种,而且还涉及到丝织业中的其他品种。研究人员现在把从复制丝织文物中学习到的技艺,移植到纱、罗、绫、绸等其他丝织品上,派生出织金纱、金陵绸、装饰绸、书画锦(装裱书画用)等新产品。另外还恢复了“金彩绒”,创造了“金银妆”。这些都获得很好的效果。
    (三)发展“外加工”生产
    1980年前后,云锦研究所和附设试验工场生产任务日渐增多,感到人力不够。于是发展了一批“发原料、收成品”的加工生产点,称之为“外加工”。“秣陵之民善织”,在我市郊县农村中,过去亦有不少织造云锦(也有织绒业)的织手。研究所当时的老织手就是江宁区(县)和尧化门外的织锦后人。这些织锦人家世代相传,织造水平很高。因而很快就发展了“外加工”300多人;木织机83台,电机14台。发展这种“外加工”投资少、收效快、效益高,同时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力的就业问题。
    这种“外加工”生产者,相当于过去的个体“机户”,他们只管产品的生产。研究所是经营者,相当于过去的“号家”,负责产品开发、生产安排和成品销售。经营者与生产者虽不在一个固定的组织里(如工厂或试验工场的形式),但在产、销关系上却又紧密地联系成一体。经营者对“外加工”交付一定数量的订货,并提出具体要求,生产者必须按事先的规定完成。这是一种松散的合同关系。一次任务完成后,合同关系即告结束。下一次任务可以继续,也可以中断。近年来,“外加工”点愈来愈多(不仅数量多,层次也多了起来,“外加工”还用“外加工”。有不少“外加工”已拥有自己固定的资金与设备,已有自己的客户(买方),自己独立与客户直接联系业务,自己组织生产销售。他们实际上已成为独立经营业务的“号家”。近年来,云锦业在涌动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正是这样飞速地发展的。
    云锦研究所有近50年来各方面的积累,自然占有很大优势。许多大大小小加工点或“号家”(经营者)均无法与之抗衡。在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的今天,研究所是否可以发展成为云锦业集研究与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集团”,也未可知。总之,在这百舸争流的时代,竞争是存在的,也是必然的。南京云锦业通过竞争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四)从支持少数民族织锦的发展中求得进一步提高
    云锦研究所的创新设计和古丝织文物的复制成功,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国家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希望南京云锦研究所,能向少数民族的织锦同行们介绍自己的创业经验,给予他们一些支持与协助。从1981年起,研究所派专人先后对湖南湘西地区的“土家锦”、云南西双版纳(水傣)和德宏(旱傣)地区两种不同风格的“傣锦”、海南岛的“黎锦”做了调查研究,另外还参观了壮、侗、苗、瑶等民族的织锦。
    1981年10月,云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与云南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同志,对云南傣锦的艺术风格、技术力量和实用价值共同做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云锦在50年代即用电动织机代替部分品种的木机生产、1976年后改用电动织机织部分金宝地的经验可以借鉴。为此,南京云锦研究所派出技术人员到云南,和昆明民族织锦厂共同帮助傣族兄弟试着改用电动织机、木机代替原始的“腰机”来生产傣锦。改进后,木机和电机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有传统的背包和背带,有创新产品沙发布、沙发巾、靠垫围巾等。新傣锦织出后,仍然保持着浓厚的民族风貌,受到热烈欢迎。试销时,大家排队争相购买。新傣锦于1984年正式通过鉴定。南京的云锦人协助傣家兄弟完成了一项科研项目。南京的云锦人还帮助海南黎族兄弟在织锦改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1982年,云锦研究所为云南傣族、海南的黎族青年织锦人办了学习班,以提高艺术水平和科技水准,并协助他们借鉴云锦的织造方法和新实用品的开发办法,来研制开发本民族织锦的新产品。
    1982年,国家轻工业部在云锦研究所内筹建了“中国织锦工艺研究生产试验中心”。1984年轻工业部拨专款在云锦研究所内又建立了“中国织锦工艺陈列馆”。陈列馆内陈列了南京云锦和少数民族织锦。1994年,在原陈列馆的基础上扩建为“中华织锦村”,陈列了历代云锦精品和少数民族织锦、生产工具(织机)实物,展示了各少数民族的织造风情。
    (五)云锦史料的整理与理论探讨
    20世纪80年代,云锦研究所在总结近30年云锦事业的经验时,深刻地认识到发展民间工艺美术事业离不开理论指导;只有将积累的多方面的经验作认真的分析、归纳、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再用以指导下一步的实践,云锦事业才能有所发展。为此,他们在继承、发展云锦织造技艺的同时,对云锦的史料整理和理论探讨也做了一些工作。
    1979年10月,《南京日报》首先发表了短文《孔雀妆花云锦灿》,介绍定陵出土的万历妆花纱袍。接着,《群众》杂志、《南京艺术学院学报》、《江苏丝绸》等刊物先后刊出由云锦研究所人员撰写的短文或论文。这些文章包括了对云锦工艺各个方面、各个历史阶段的认识和理解。1982年《中国工艺美术》在首都北京创刊,创刊号的学术探讨栏里刊登了有关南京云锦创作方法的文章。
    20年来,公开发表和内部刊物发表的论文甚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评价较高的计有数十篇。如:艺术类的有《写实于形简便得体》、《云锦的艺术成就》、《浅谈云锦暗八仙纹样》;挑花结本类的有《云锦意匠特点》、《云锦挑花结本技艺》;织造类的有《云锦的生产工艺》(因属技术资料,未公开发表)、《金宝地织造实现机械化》;史料整理的有《云锦发展初探》;人物传记的有《古锦新花——记南京云锦“挑花张”》、《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记云锦艺人张福永、吉干臣》;学习体会的有《贵在创新——学习云锦传统技艺的体会》;文物复制方面的有《柿蒂形龙云肩通袖龙襕织金、孔雀羽妆花罗龙袍料织造技术鉴定》(《定陵》考古专刊特约稿);借鉴海外的有《从日本“西阵织”展望南京云锦》。
    1979年,上级部门要求撰写出较完整的介绍云锦的著作。《云锦史略》撰稿人以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作品为基础,于1980年充实修订完成二稿《云锦》,这仍是征求意见稿。1983年应江苏科技出版社约稿,再次修订、增删,于1985年以《南京云锦史》为书名,编入《江苏传统工艺史丛书》出版。此书被专家评为部系统介绍南京云锦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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