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3月以来，我国文学翻译界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情：文学翻译家傅惟慈因病去世，享年91岁；麦家长篇小说《解密》英译本《Decoded》在美、英等21个国家上市，签下小说版权的包括英国企鹅出版集团与美国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集团两大全球知名出版机构；知名作家王安忆、阎连科与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汉学家葛浩文等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等问题进行探讨；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暨国家语言与翻译能力建设研修班在北京举行……

无论是引进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以上事例的焦点都落在文学翻译上。虽然当下中国文学翻译事业方兴未艾，然而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

文学翻译不仅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自19世纪严复将《天演论》译成中文后，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如罗念生、杨宪益、傅雷等，凭借个人禀赋与志趣不断译介外国作品，启民智、传西学，无不体现出其对文学的热爱及对翻译的兴趣。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一直延续至今。

多位翻译家表示，翻译本身是件苦差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修道院纪事》的译者范维信曾感慨地说：“翻译是一个残酷的职业，永远没个头儿，且基本没有重复。其中会遇到许多问题，需要请教各界专家，如翻译《修道院纪事》这本书就花了近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城市与狗》的译者、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也持同样的观点。如今，已逾七旬的赵德明“退而不休”，仍在做文学翻译工作。对于如此苦差，两位译者坚持不懈的理由都是“喜欢”。然而，一名的文学译者，不仅要有兴趣和一定的素养、经验，更要耐得住寂寞。

二

当前，我国文学翻译人才匮乏是一个普遍现象。从事文学翻译的主力军为兼职翻译人员，毕业生专职从事文学翻译行业的意愿并不强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吴青表示，近几年翻译系的毕业生从事文学翻译的非常少。

究其原因，一是国内相关大学目前只设有文学翻译课程，并没有文学翻译专业，对文化翻译人才的培养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是文学翻译相较于实用类翻译（科技、经济、法律等），从业者工作难度大且工资低，毕业生多不愿意投身该行业。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到“译事三难：信、达、雅”。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并非易事。傅惟慈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些人说我译笔很好，很通畅。实际上，这是对一名翻译工作者的评价。”中国翻译协会理事文敏表示，文学翻译的确是一门“杂学”，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一定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外国文学译著中重译本较多，而另一批国外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却几乎没有被翻译过。重译本不断出现，主要原因是成本低廉，表现为对“公版书”的集中出版上，即著作过了版权保护期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表示，由于这类图书没有版权问题，在人们心目中的认知度高，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宣传经费低，所以大家才会竞相出版，但作品质量良莠不齐。

三

自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许多评论家认为，莫言获奖，英文译者葛浩文和瑞典文译者陈安娜起了很大作用。对此，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邹亮说：“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是必须攻克的一环。”

在“谁来译”的问题上，业内人士均表示，将中国的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应母语为输入国语言且精通汉语的译者，如外国汉学家，或者两国翻译人才的合作。如此，才能较好地处理语言、文化差异，便于外国读者接受。吴青表示：“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文学翻译人才，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于“如何走出去”，几位出版界人士、翻译家建议，应积极与国外出版商配合，因为他们了解本国读者的口味，会选择有效的宣传模式。

赵德明说：“现在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初始阶段，首先要认真地总结经验，不能拿一个成功经验普遍应用。其次，走出去的渠道要多样化，民间的、的，团体的、个人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