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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代器物装饰的一种特种工艺，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剂，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而金则附着于器表不脱落。安徽寿县博物馆的一件汉代鎏金铜舟上有铭文“……黄白涂舟……涂工歆”[1]，1972年河北邯郸出土的鎏金铜酒樽承盘铭文为“建武二十一年……金银涂工章……”。“黄白涂”“金银涂”等表明汉代对于鎏金银工艺的称谓，鎏金铜器发展到汉代已呈数量多、种类广的趋势，不仅局部鎏金，还多见整体鎏金。陈直先生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关于金矿一章中便指出“现在汉宫遗址所发现的宫禁服用器物，无不塗金”，满城汉墓所出铜壶、盆、勺、炉等颇多鎏金之器，乃至铜剑也存在刃部鎏金的情况[2]。可见鎏金工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延伸，至汉代已较发达。而相较于鎏金铜器，鎏金铜镜的发现显得数量极少。汉魏时期经科学发掘和馆藏且见于发表的鎏金铜镜则不过十几面，这十几面铜镜按照纹饰布局大致可以集中为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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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局纹镜

鎏金博局鸟兽纹铭文镜，1952年长沙伍家岭M211出土。镜背部纹饰鎏金，圆钮，柿蒂纹钮座，外围双线方框。方框外饰博局纹，博局纹间有一带四乳的圆圈纹和主纹鸟兽纹。主纹饰带与铭文带间有一周短斜线纹，铭文一圈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囊)元吉，有纪刚(纲)”。素窄缘略高，直径18.6厘米(见图1)。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M211报告中定的时代为西汉后期，根据铜镜的风格有可能到新莽时期[3]。

1954年长沙黑门槽2号墓出土东汉鎏金博局纹镜[4]。

鎏金四神博局铭文镜，长沙黑门槽M2出土，圆形，圆钮，多乳座，座外两个大小相套的方框，框外为博局纹，八乳四神纹，一周短斜线纹和锯齿纹间有一圈铭文带，内圈铭文：“湅石华兮之菁，见上下知人，清心志得乐长生，内天光明而清”，外圈长宜子孙。镜缘最外为素平缘。直径20.7厘米。图录定为东汉时期。同墓还出土一贴金规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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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鎏金博局纹镜的还有：

1978年，长沙杨家山304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两面鎏金博局纹铜镜(见图2)[5]。

1955年西安王家坟出土鎏金博局纹铜镜[6]。

1958年广西梧州出土鎏金四神博局镜一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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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鎏金四神博局铭文镜

这几面鎏金博局纹镜，主纹饰为博局四神兽或者博局鸟兽纹，风格较为一致，整体纹饰的局部及铭文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地域和时代有关。博局纹镜是汉代的镜类之一，又习称规矩纹镜，尤多四神博局纹镜。根据各地博局纹镜出土情况，可知其主要流行于王莽时及东汉前期，其中简化博局纹镜盛行于东汉中晚期。洛阳火烧沟汉墓的资料认为四神规矩镜的出现或许在王莽之前，最盛期应是王莽时，其下限可能到东汉中叶。结合墓葬的情况可知，上述鎏金博局纹铜镜时代应在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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