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纸比之前代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白度提高、表面更平滑、结构较紧密，纸质细薄且有明显的帘纹。晋代造纸术的进步及纸的质量的提高，可以从当时的文人咏纸的诗赋中看出。例如，晋人傅咸在《纸赋》中写道：“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这是说，麻纸由破布做成，但洁白受墨，物美价廉，写成书后可以舒卷。如果说书写材料在汉是帛简并用，纸只作为新型材料尚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简，则这种情况在晋代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由于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方正的纸，人们就无需再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逐步习惯于用纸书写，最后彻底淘汰了简牍。东晋的统治者已明令用纸作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一律以纸为之。例如桓玄（公元369～404年）废晋帝而自称为帝，改国号为楚，随即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考古发掘表明，西晋墓葬或遗址中所出土文书虽多用纸，然时而有简出土，但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全是用纸了。当时不但用纸抄写经史子集书及公私文件，佛教、道教的兴起也耗去大量纸张。如敦煌石室所楚这时期经卷多为佛经，其所耗纸量可能比抄写非宗教著作还多。

晋代纸的种类已经很多，按原料分有麻纸、皮纸、苔纸等。尤其是晋代皮纸盛况空前。西晋张华《博物志》云：“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长期隐居在那一带的谢安就曾向王羲之求过牋纸。“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牋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桓宣武云，逸少不节。” 求纸数量之多，充分说明当时书法之兴盛。按色彩来分，晋代的纸则又有白色、青色、绿色、黄色等之别。如《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应德詹《桓玄伪事》称：“（桓）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极精，令速作之。”又《邺中记》云：“诏书以五色纸，著凤雏口中。”这里提到的色纸又青、赤、缥、绿、桃花等色纸。晋人在造纸时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均匀涂刷在纸面，再以石砑光。这样既可以增加纸表的白度、平滑度，又减少透光度，使纸表紧密，吸墨性好，比较适于做书。晋人还发展了纸张的染色技术，这不但增添了纸张的外观美，有时还有改善纸的性能的实际效果。当时最常用的色纸是染黄纸，黄纸广泛在公私场合使用，尤其是宗教信徒抄写佛经、道教经典多以黄纸。这种黄纸有以下几种优点：首先此纸能驱虫防蛀，延长书的寿命，又有书香之气。其次黄色不刺眼，可以常时间阅读而不伤目。如有笔误，又可用雌黄涂后再写，便于校勘。所谓“信笔雌黄”即由此而来。再者黄色表示庄重、典雅，是五色中的正色。在敦煌石室写经中有不少这类实物。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也爱用黄纸写字。用黄纸著书的风气至南北朝时仍继续流行。

晋代纸张的尺幅，北宋人苏易简（公元958～996年）《文房四谱》云：“晋令作纸，大纸（广）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换算后，晋代大纸为31.3厘米×43.4厘米，小纸22.9厘米×33.7厘米。但我们对出土的实物测量后所得的尺寸比苏易简所述略有差异。197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的一张完整纸，幅面的长宽分别是35.6和23.4厘米。这是晋代时的小纸，但仍比汉代的纸大。经过专家研究、测量，晋代的纸尺寸大致分为大小两种，大纸直高一般在26～27厘米之间，横长一般在42～52厘米之间，小纸直高一般在23.5～24厘米之间，横长一般在40.7～44.5厘米之间。从上述数据可以知道晋代纸的尺幅多为长方形，很少见后世的大幅纸。由于纸幅尺寸较小，则多用于书写。晋代书法手扎之风盛行，这大概与当时纸张的尺寸有着一定的联系吧。

纸的普遍使用，不但促进了书籍文献资料的猛增和科学文化的传播，而且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和汉字字体的变迁。在一片窄而坚硬的简牍上写字，笔锋受书写材料空间及质地所限制而不能充分施展。但用洁白平滑又柔韧受墨的大张纸上挥毫，情况就根本改观了。晋代之所以出现王羲之、王献之那样杰出的书法家，纸的普遍使用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晋以后字体由汉隶过渡到楷隶，最后形成现在通行的楷书，草书也因而得到发展，汉字字体的变迁也因用纸而引起，因为在纸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挥毫，没用任何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