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比三十年前更值钱了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给出肯定的答案，从1978年的月平均工资51块钱到1988年的145块6毛，再到2007年的2077块6毛;
杨思成（化名），一个下过乡的知识青年，一个文革结束后回到北京的国企工人，他的经历仿佛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在一个普通城镇职工身上的折射。
翻看一个小人物的起落沉浮，或许你才会感性地发现中国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从而带给一个普通人多少的价值提升。
即使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杨思成依旧清晰地记得自己返城的一幕幕细节和那种忐忑而又对新生活充满期待的心情……
个十年从30块到41块5毛
1976年，中国，北京。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重重笼罩在这个古城的上空。
从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到9月9日毛泽东主席辞世；从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抗议活动到10月6日中南海怀仁堂“四人帮”成员悉数被捕；1976年的北京城注定不平静，它见证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又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为全中国亿万民众，特别是青年，点燃了希望。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年，大批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到了城市，杨思成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那年刚满25岁，1969年开始下乡插队，在延安一待就是七年。好容易回到了首都，杨思成提着大包小包站在长安街头，迫不及待地打量眼前的北京城：
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杨思成记忆中的古城仿佛没什么太大改变。这里最显眼的建筑还是60年代就建好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等的首都十大建筑，长安路上的变化就是原来的北京饭店增盖了一幢东楼，整整17层，比中楼、西楼气派了不少。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两种颜色，蓝和灰，所有的女同志发型都一样，连长度都差不多，刚好遮住耳根。
杨思成一路走一路看，心里默默算着自己的工龄，从69年插队下乡开始算起，已经七年了，到工厂上班的话也算老资格，不知道能拿多少工资；东城区的胡同还是得住的，好在自己现在还是单身，能跟父母先挤挤；全中国的面、粮、菜还有布都得凭票购买，而且票要随着户口发，好在自己插队回来户口没有什么大问题……他忐忑而又充满期待，不知道自己回到了北京，工作和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所有的疑问都在小杨拿到个工资的时候揭晓答案，考虑到他是插队回来的北京人，一个月的工资开到30块钱，虽然没奖金，没补助，但是“全中国当时都是这标准，而且基本够花。”
杨思成的话不是没有依据，国际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15元，换算成月工资，大约是51块钱，而1976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不过是每月30块钱左右。按照这个平均标准，小杨的生活算得上城镇居民中下等水平。
他的工作被归为轻度体力劳动，一个月可以领到37斤粮票，每个月的月中，他都要到街道的粮店排队领粮食，年终的时候可以领到十几尺的布票，正好可以趁过年给自己做一身新衣服。平常的日子，小杨都是穿工厂发给大家的蓝色工作服，白天去上班，夜晚就去工人俱乐部上夜校。按他的话说：“都25了，插队回来，啥都不懂，再不学习怎么工作。”
杨思成偶尔抽一包三毛九的前门烟解解馋，“那是好烟，买都买不着。”更多的时候抽的是两毛多的八达岭香烟。如果能买到二锅头，那就跟过年一样……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1978年，这一年对中国而言，有着太多特殊的含义，杨思成从广播里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隐约地觉得似乎要有一些变化，因为这两年大家不再说右派了，越来越多的大学重新开学了，中央召开会议要解决文革遗留问题，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评论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问题的标准》……但具体怎么变，什么叫“改革开放”，他也说不清。而自己的变化就是终于转正了，工资涨到了31块5，算一级工。攒了些钱，小杨就琢磨着买辆自行车。
改革开放之初，物资远不如现在这么丰富，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那时候比较好的自行车是13型，一百七八十块钱，钱先攒够，打听到某某商场有货，自己就排队去买，还不一定买得到。但你要是认识商场经理，哪怕是商场服务员就方便多了。”杨思成运气好，顺利地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让工友羡慕不已。
虽然饭桌上最常见的还是炒青菜，偶尔有一点点肉末，但有了自行车，杨思成的生活一下子丰富了不少，下班后，他可以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看电影逛公园。
那时候人们的文化休闲活动很有限，以北京地区为例，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拥有19.2台黑白电视机，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五户人家才拥有一台，而且电视节目也很单一，于是逛公园、看电影就成了大家最常见的放松方式。公园门票很便宜，景山公园3分钱，北海1毛钱，故宫5毛钱，动物园5毛钱。电影票也只是几毛钱一张，还有很多不用花钱的“内部票”，杨思成至今还记得看电影《巴顿将军》时的情景，电影院里，几乎所有人都是屏气凝神、聚精会神地盯着电影屏幕。
工作稳定了，小杨自然而然也要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女朋友在事业单位工作，很稳定。俩家人彼此都满意，婚事定在1980年。
家里的亲戚朋友开始为他结婚攒工业券，工业券是随工资发放的，凭工业券和相应的票才能买到家具。
等到券凑齐了，杨思成做了一身新衣服，花一块多钱跟女朋友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双人照，然后登记结婚，领了结婚证、大衣柜票、双人床票还有折叠桌票。拿着票和工业券还有钱，杨思成买了一个大衣柜98块钱，一张双人床40多块钱，一张折叠桌50多块钱。
有了家具，再摆上几桌酒席，请一帮亲朋好友来吃饭，这礼就算成了。份子钱也是有的，一般是两块钱，特别好的朋友会给5块钱，几乎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六分之一。杨思成结婚里里外外花了将近2000元，在当时已经算多了。
好事成双，1980年，小杨又涨工资了，从31块5毛一下子涨到了41块5毛，只是这41块5毛的工资一下子就拿了将近十年。
80年代，在国企工作有很多福利，其中医疗费报销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84年老婆住院生产，凭着一张单位医务室的三联单，他只负担了一块钱的挂号费。“看病基本上都是单位全包了，医生只要看三联单上的编号，就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了。”
第二个十年 我成了“有钱人”
有了儿子，小杨也成了老杨，30多岁才当爸爸，又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只能有一个孩子，自然对儿子喜爱的紧，老杨平时给自己和爱人买东西都在胡同里的商店对付，但是给儿子买衣服基本上都去商场。饭桌上也不是天天青菜炒肉末，一个礼拜会有一两次做鱼做肉的日子，老杨说是为了改善儿子的伙食。
1988年，老杨当上了车间的班长，开始拿奖金了，有70、80块钱之多，儿子也满四岁，该上幼儿园了，选来选去，选中了公安部幼儿园，虽然托儿费比较贵，但是老杨觉得值，算下来，孩子一个月的花费占了老杨家半个月的收入。
这几年，北京城的变化也不小，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都矗立了起来，北京饭店又加盖了一栋贵宾楼，东楼、西楼、中楼和贵宾楼巍然立于长安街，俨然昭示着这里的繁华，只是东楼早已不是北京城的建筑了。街上的女同志烫了各种各样时髦的发型，也开始穿连衣裙了，裙角飘在6月的北京街头，很漂亮。人们开始渐渐体会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福利，虽然只有十年的时间，但中国市场从未如此丰富，很少出现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怪事了。
“其实88年的时候，我爱人跟我拿的工资差不多，按理说，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但是物价也上来了，没觉得购买力有啥大变化。”老杨举了个例子，那时国外的牛仔裤、耐克鞋什么的都摆上了商场的货架，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买不起。
老杨是个爱玩的人，年青的时候就喜欢骑着飞鸽牌自行车全北京城转悠，那时候没有旅游这种消费概念，更谈不上蜜月旅行，可老杨81年五一的时候就带着老婆去泰山玩了三天，在泰山顶住了一夜等着看日出，所有的交通费加上食宿费，人均消费达到50多块钱，而当时老杨一个月才拿41块5毛钱，自从这次“旅游”之后，此后的8、9年间，老杨几乎未曾出过北京城，只是带着儿子把偌大的北京城转了个遍。
实际上，虽然1988年城镇居民的购买力上升，但是恩格尔系数还是高达51.4%，也就是说按照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每月92块钱（四舍五入）来计算，花在油盐酱醋茶上的钱就达47块3毛。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老百姓钱包虽然刚刚鼓起来，但消费观念偏向保守，除了吃穿住用行方面的花费，基本没有消费的概念。
进入90年代，日子更是日新月异，1992年，老杨次听到了“市场经济”，听到了邓小平南巡的消息，他还是不太懂这个词的含义，但却因为这个词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有钱人”。
这一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国务院第10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提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并且要求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把职工的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联系起来……企业有权根据职工的劳动技能、劳动强度、劳动责任、劳动条件和实际贡献，决定工资、奖金的分配档次”。
在这个政策文件的指导下，杨思成所在的国企实行任务指标承包制，只要完成指标就能多拿工资，最多的时候月工资能拿3000元，“那才真正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我爱人是事业单位，没提，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分的很清楚，每个月能拿七八百”，按照当时的数据，全国国有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一年才只有2878元，老杨一个月的工资竟然抵得上别人一年的工资。而单就北京市而言，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度也只有2364元。按照这个数据，老杨一家算是提前进入了“小康社会”。
一家三口终于不用挤在胡同里了，虽然1988年的时候国务院就发出《关于印发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实现住房商品化。”但普通老百姓90年代初还没有商品房的概念，单位只是根据夫妇俩的工龄分房，计算细节很复杂，结果是杨思成两口够分得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了，房子虽然在四环外，也不像现在的房子有大客厅，可是使用面积也能达到71平方米，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按老杨的话说“那时候住的可算升天了”。
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头，老杨手头的钱也越来越多，那个年代，两三百的东西就已经算是“品”了。全北京商场数来数去似乎只有光华、贵友、百货商场和王府井大街上的妇女儿童商店，而老杨成了这些“消费场所”的常客：给儿子买价值三、四百块钱的变形金刚；海尔空调4000块钱，说买就买。带儿子出去旅游的次数也增多了，1997年左右的时候去北戴河、山西玩了一趟，花了两三千块钱。第三个十年 “感谢邓小平”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市场必然会有竞争，1998年的时候，老杨所在的企业遇到外来企业的激烈竞争，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逐渐消失，老杨的工资也降了一半还多，只剩下1000多块钱。
与老杨一样面临降薪困境的工人不在少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998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的表述，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市场应变力和竞争力弱、缺乏产品开发、技术创新、市场开拓能力，生产经营困难。”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增多，对社会稳定构成相当大的压力。”
事实上，早在1997年底的时候，“111个试点城市国有企业破产终结389户，资产总额148亿元；被兼并企业623户，资产总额499亿元；减员增效企业515户，资产总额1018亿元；兼并破产和减员增效共分流人员113万人”。
老杨当然不希望自己被“分流”，他更加努力地工作，隐约地认为企业如果转型成功，自己的好日子肯定又会回来的。但是他一个月1000块钱左右的工资收入一直维持了5年。而在这五年时间里，全国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从一个月639块钱涨到了1214块8毛，北京地区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则从一个月997块6毛一下子涨到了2213块5毛。两相比较，52岁的老杨突然觉得自己的收入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准。
更让他大受打击的是，2003年，企业开始动员职工下岗，买断工龄，自谋出路。
老杨的工龄是从1969年下乡插队开始算起的，一年500块钱，到2003年，也就是34年，拿到手上的钱也不过一万多，下岗在家，老杨一下子就断了直接经济来源。屋漏偏逢连夜雨，儿子03年又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又是一份不小的开支。“好在前几年生活好的时候攒了一些钱，要不然他年去上学需要的四、五万块钱真不知道该从哪找”。老杨在家赋闲了一年，2004年底的时候参加了国家的“40、50工程”，“就是国家解决40、50岁的人下岗的工人再就业问题。”开始从事公益性工作，国家负责老杨的三险，一个月工资900多块钱。
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栋单位分给自己的房子也在2005年的时候租出去了，一个月2000块钱，老杨和老伴依旧住在市区的胡同里。
老杨的飞鸽牌自行车早就丢了，而且如今出了胡同口，就是宽阔的大马路，满眼的私家车，骑自行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工作比较清闲，穿梭在胡同里的老杨有更多的时间继续打量观察这个城市的变化。
“国企改革是好事，”老杨这么评价，虽然自己下了岗，但他觉得如果没有改革，中国不会发展得那么快。
老杨打心眼里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他说改革开放后，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别的不说，北京变化特别大，尤其是申奥成功后，几乎一个月一个样。其实要说值钱不值钱，看看房子的涨价就知道了。现在老百姓最发愁的就是看病、上学，现在看病、上学的花费真是要了老百姓的命了……
老杨现在的牵挂，就是儿子。小伙子07年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除了休假，应该很少有机会回北京。年轻人转正前一个月工资1000多块钱，单位提供住房，转正后一个月3000多块钱。老杨说：“要是攒钱给儿子娶媳妇用，怎么着也得20多万，至于房子，就得他自己赚了。”
工作了30多年，老杨一两年内就要退休了。同他一样，改革开放之初就参加工作的人们也开始考虑退休生活。这30年，恰好是他们人生中最珍贵，最有回忆的日子，也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表。或许他们不会用“值钱”两个字来形容自己收入的变迁，但时代确实已经把发展的印记刻在了他们每个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