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EPE机组;成都双模头

　　罗昌成都EPE机组平：最早是在2011年的七八月，我在微博里发现线索，就安排让一个记者调查。当年11月，《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式收购》和《倪日涛沉浮》。报道涉及时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他的老婆孩子在自己分管领域的关联公司里持股，刘还以发改委的名义发函帮助这个公司获取银行贷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政商结盟的案例。

　　京华时报：怎么从媒体报道演变成后来的举报？动机是什么？

　　罗昌平：后来很多人猜测我的动机，有说“奉旨爆料”“情妇维权的枪手”“个人英雄主义”等等。很多媒体想电话采访我，我都拒绝了，因为这个动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因为事态每一刻都在变化。

　　初始的动机，我觉得这事情风险可控。通过自媒体新媒体的平台来爆料，我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风险系数没那么大，我也是想试一下，看看政府的反腐决心。

　　京华时报：当时有没有想过后果？

　　罗昌平：想过。个就是马上被屏蔽，第二个就是打击报复。我想的最糟糕的事是我被免职，这很有可能。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因为这事足够透明了。

　　京华时报：会不会担心被利用成为斗争的工具？

　　罗昌平：我考虑了这个因素，只要自己与这事没有利益冲突，我担心什么呢？我反感“斗争的工具”这一说法，按此推测，我们媒体的任何一篇报道都可以扣上这样的帽子，那我们还做不做事。

　　其间，有人来找我们，来回20多次，希望提供相关证据。我和我的同事张鹭（《中国式成都EPE机组收购》作者）都拒绝了，我想尽量保持中立，不能在这个事情里有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