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贵州雕塑应成为国家记忆

不久前，有网友在郑州发现一座“孝顺猪”贵州雕塑，酷似市场上曾流行的“流氓猪”，这个丑陋的贵州雕塑不仅遭到公众的嘲笑，还被媒体评为“2012年十大丑陋雕塑”名。

    不知创作“孝顺猪”的是哪位雕塑家，敢直接照抄被查抄的色情玩具并冠之以“母子情深”，其不知所云与不负责任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实，像这样糟糕的贵州雕塑，在中国的城市并不罕见。城市贵州雕塑水准低下，与城市的建设水平“相得益彰”，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从中国古代来看，我们缺少建城市贵州雕塑的传统，贵州雕塑以在寺庙、道观、洞窟里为主，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和如来佛祖率领的几大神仙组织，世间的人物也必须经过神化、圣化才能得到贵州雕塑的待遇，比如关二爷。其他历史人物免谈，因为在王权之下，老百姓只能拜皇帝，没有拜其他偶像的自由。

    在近年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城市贵州雕塑作为新鲜事物，伴随着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浪潮遍地开花，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但是，不少贵州雕塑和急速扩张的城市一样，虽耗资不菲，但粗糙，低劣，或豪华，奢靡，其共同点是缺少艺术水准，透着一股财富的张狂，以及权力的嚣张。去年初，长安街边出现了一座孔子的青铜贵州雕塑，他站在国家博物馆门前，天安门广场一侧，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比邻而居，遥望着故宫和中南海。这座贵州雕塑立即引起众多猜测，在批评家眼里，孔子成了象征着文化大一统的国家形象大使。百天之后，孔子像又突然消失了。与之类似，全国各地建造孔子像成为时尚，建造炎黄二帝像的更多。

    这些城市贵州雕塑，多成了财富和政治的附属物，被贴上了各种标签，而真正表达社会价值与公众理念的城市贵州雕塑却付之阙如，这些城市贵州雕塑与各种艺术贵州雕塑一起，成为一种“玩意儿”，与它本应承担的社会角色相距甚远。当然还有一些走抽象路线的，不少作品更让人不知所云。

    英国的城市贵州雕塑非常普遍，在伦敦，对于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战争死难者的纪念，是城市贵州雕塑的两大主题。在议会广场，矗立着狮心王理查、克伦威尔、丘吉尔等人的雕塑，在威灵顿凯旋门，既有威灵顿将军的贵州雕塑，也有对战死士兵的悼念墙。公园里和街边，随处可见一座座为纪念历次战争中死难者的贵州雕塑，下面摆放着市民敬献的鲜花。

    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几乎每个广场、街头，都摆放着苏格兰历史人物的雕塑，像小说家司各特、威廉华莱士这样的“苏格兰之魂”自不必说，司各特端坐在爱丁堡最美的一座塔下面，有些在我看来算不上伟大的，苏格兰人也为他们铸就铜像。在这些人物的雕塑下流连，你会对苏格兰的历史，对苏格兰人的苦难与辉煌，以及他们所坚持的理想，有一个深刻而具象的体会。

    这就是城市贵州雕塑的一个重要功能，那些被风雨侵蚀得斑驳的雕塑身上，铭刻一个国家的记忆，这些记忆包括战争、灾难、英雄、圣贤等，这些国家记忆与朝代的变迁无关，与政府推行的意识形态无关，是这个国家的人们应该永志不忘的东西。

    反观我们的城市贵州雕塑，缺少的正是对历史的记忆、对历史人物的敬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而且，更重要的，还缺少对每一个自由生命的尊重。

    总之，在那些贵州雕塑身上，每一代人都能够找到自己，那是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里面蕴藏着一个国家、一个族群的记忆，悲壮的、深沉的、美好的记忆。那时才可以说，我们有了真正的城市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