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刑事律师沈阳韩吉律师

'案情:2006年8月，犯罪嫌疑人张某对刘某谎称:自己手中掌握一个应届高中生入某军校指标，需好处费12万元，让其联系合适人选。刘某将此事告知陈某，并将好处费增至14万元。陈某告知顾某，顾表示要为自己儿子办理，但让陈先垫付费用，并许诺只要事能办成，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肯定全部付清。陈某遂垫付14万元给刘某。刘将其中的12万元给张某，余款2万元个人留用。张某将12万元全部挥霍。后因顾某儿子未能入军校，陈某催促刘某还款，并称不还款就到其单位告发。刘某多次向张某追讨不成，自己拿出14万元退给陈某。

分歧意见:此案在处理中，对于张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没有异议，但对谁为本案被害人则存在不同意见:

种意见认为刘某是被害人。理由是，诈骗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本案中，开始是陈某被骗12万元，但因其损失已由刘某偿还，而刘某却因无法向张某追讨，而遭受实际财产损失，应为被害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某是被害人。理由是，陈某因相信张某谎言，主动交付给另一中间人刘某14万元，刘某将其中12万元交付张某后，诈骗罪即已成立。因此，陈某为被害人。

第三种意见认为顾某是被害人。理由是，顾某为张某谎言所骗，其让陈某垫钱，实际上是向陈某借钱，陈某将钱交给刘某行为的实质是顾某对其所借钱财的委托处置行为，所以顾某应为被害人。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成为诈骗罪的被害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遭受物质损失，二是所受损失与诈骗行为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前述案情可知，陈某和刘某两人都受到财产损失。前期，陈某因轻信别人的话，自己拿出14万元交付给中间人刘某，无疑遭受了物质损失;后期，刘某因陈某追讨，无奈替犯罪嫌疑人张某还钱，也遭受了物质损失。有人认为，顾某让陈某垫钱，实际上是借款行为，陈某将钱交付给刘某，是受顾某的委托行为。因此前期被骗财产所有权人是顾某，即前期遭受物质损失的人应为顾某而非陈某。但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之规定，陈、顾二人明知顾某儿子不具有入军校资格，花钱买指标上学，其行为肯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二人之间借贷合同无效，14万元钱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也即陈某不能在法律上向顾某主张该笔钱款。此外，陈、顾二人之间有“事成还款”的约定，所以只有在顾某儿子入学后，才是借款，在此之前，这笔钱的所有权理应归属于陈某。从案情发展看，也正因如此，在意识到被骗后，陈某积极追讨，而顾某则认为自己与案件无关。由此可见，只有刘某与陈某才可能成为本案被害人。

此外，判断诈骗罪的被害人，除考虑财产损失外，还要考虑其是否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产生了认识错误，并基于这种认识错误自愿给付钱财，这种因果关系反映了诈骗行为的危害性和必罚性。从案情看，陈某交付金钱原因有二:一是相信张某能办理入军校事宜，二是相信顾某能在事成之后还钱。比较之下，前者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因为后者的成立，前提也是陈某相信张某的话。所以，陈某由于相信张某的谎言自愿交付钱款，其损失与张某的诈骗行为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刘某是因害怕被告发，为息事宁人，被迫替犯罪嫌疑人张某偿还12万元给陈某，受到的损失显然不是因张某的诈骗行为直接引起，因此二者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张某无需为刘某的损失承担刑事责任，刘某不是被害人。

综上，陈某因轻信张某的谎言而陷于错误认识，将钱款交给张某，使自己遭受物质损失，应当成为本案的刑事诉讼被害人。确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在于确定案件当事人，以确定由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其他应由被害人承担的刑事诉讼权利与义务。陈某如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向张某追索到这笔钱款，刘某也只能私下向陈某追回他实际所出的12万元，也即由于这笔款项的非法性，无从通过法律途径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