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古董鉴定乱象不断，缺乏权威、专业的力量加以引导、改善，一方面是为利益牵扯的专家们不太合规地为亟待验明正身的社会文物出具“个人意见”，乃至砸了“招牌”，优质而丰富的国有人才资源库之于海量的社会文物鉴定，究竟应如何发挥作用？

  2月18日，上海龙美术馆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现场展示了《功甫帖》。

  2月18日，上海藏家刘益谦携《功甫帖》在京举办媒体见面会，并在会上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现场鉴定《功甫帖》，以证明其为真迹，并向社会公开了高倍放大镜观察下的鉴定影像。一时间，业内再次将视线聚焦《功甫帖》。除了这件藏品本身的真假之外，博物馆专家在社会文物鉴定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学术研究与市场规则的界限何在，以及是否应成立权威鉴定机构来解决文物鉴定、尤其是古代书画鉴定的困局等话题更是引发了热议。

  苏轼《功甫帖》上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两行九字，纵27.9厘米，横9.5厘米，是苏轼写给好友郭祥正（功甫）的临别便签。后来《功甫帖》流失海外多年，流传至今已经有900多年。

  2013年9月，刘益谦从苏富比以5000万元人民币竞拍得来苏东坡的《功甫帖》，几经辗转通过上海自贸区艺术品保税的方式回流上海。12月21日，上海《新民晚报》刊文称，上海博物馆的3位研究员认为，刘益谦买到的《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清代伪本，其相关的研究成果随后发表在了《中国文物报》上。刘益谦此次北上举办新闻发布会，便是为了证明《功甫帖》为自然书写而非“双钩廓填”。

  学术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界限

  1月11日，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在《新民晚报》刊发的研究报告《〈功甫帖〉一点补遗》一文中称，《功甫帖》为假的理由主要包括此帖为侧锋入笔，不是苏轼笔法；此为从拓本摹来；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以及牵丝、飞白、散毫、枯笔等运笔与笔触，均属石刻拓本中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生痕迹；清初藏家翁方纲的题跋对不上；徐邦达没有见过此帖；此帖为“双钩廓填”；用笔偶成锯齿状等。

  博物馆的专家们讨论一件文物的真伪问题属于学术探讨的范畴，为何引发了如此大的反响？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撰文表示：“学术研究出于公益目的可以不避对错，而鼓励争论；而市场上却会涉及各方利益，鉴定工作更需谨慎细致。”他说。

  相较于鉴定结果，业内人士的类似意见更为关注的是博物馆介入市场鉴定时的具体做法。“公立博物馆专家为保持学术品质，不为利益方背书，不介入市场鉴定”这也是业内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对此，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文物的鉴定经常会有争议，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用公正、科学的态度、语言来进行研究、表述。商家有商家的理念，学者要有学者的理念，二者是从不同的社会角度谈问题。”

  博物馆专家究竟能不能对市场上的文物进行鉴定，博物馆界也有相关规定。

 《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规定：对博物馆专业人员应鼓励他们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经验分享给专业同行与普通公众。但是书面鉴定书或估价（鉴别）凭证不应予以提供，并且只有经其他博物馆或法律、政府、公共主管当局之请求，方可提供有关物品货币价值的意见。为了避免任何受贿嫌疑，一博物馆专业人员不应向一位公众人士推荐任何特定的商人、拍卖商或其他人。

国家文物局曾于2006年根据《文物保护法》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出台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管理规定》，其中也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文物局许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不得以本会委员身份执行文物鉴定任务，不得在文物拍卖企业任职，不得以本会委员名义开具鉴定证书。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无关的个人行为，须自行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