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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早期文化交流的关键词
发布日期：2009-10-14

提起早期中苏文化交流，刘诗嵘老先生可说是最合适的采访对象之一了。当年，他曾在周巍峙的领导下，亲历了1952年、1954年苏联艺术代表团两次来访，负责艺术团的接待工作。而今，已82岁高龄的他，仍然在为《中国歌剧史》的撰写殚精竭虑。刘诗嵘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事业的发展整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此时的文化交流，除了肩负着“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重要任务，还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即为了中国今后的文化事业建设，尽可能全面地学习国外比较成熟的艺术经验。1951年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东德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将新中国的形象展示给了国际社会，带回了一系列艺术方面的重要经验。1952年、1954年苏联艺术代表团两次来访，则可以说是直接将富有生命力的艺术种子播洒在了新中国大地上。用今天的话说，尽管当时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但领导人对“走出去”和“请进来”工作特别重视。两次接待苏联艺术代表团就是对此的见证。次接待大规模国外艺术团解放前，在刘诗嵘还是一个倾心音乐的学生时，他就已经知道苏联在音乐方面有较高的成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刘诗嵘进入中央歌剧院的前身——华北人民文工团工作。在这里，他曾多次听贺绿汀、金紫光等领导同志畅谈，要进一步向国外学习，以推动国内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然而，限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联系很少。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交流活动一直限于苏联、东欧的范围内。不过，这些国家也都有较为悠久的歌剧艺术传统，因此收获还是颇为丰厚的。 1952年，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苏联艺术代表团来华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次接待如此大规模的外国艺术团。这次来到中国的艺术家不仅专业上十分多样，而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芭蕾方面有乌兰诺娃，声乐方面有盖达依、哈侬、纳塞罗娃、贝布托夫、聂恰耶夫、米哈依洛夫，小提琴方面有柯岗、卡维尔兹涅娃，钢琴有叶米里央诺娃，木偶有奥布拉佐夫，此外还有一位魔术家和一对柔软体操演员。他们大多是苏联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和国际比赛获奖者，是当时苏联秀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观众欣赏到演出，他们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之后，便分为三队到武汉、广州、杭州等一些重要城市演出，之后在上海会合。这些艺术家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的芭蕾大师乌兰诺娃了。她在中国虽然只表演了《仙女们》中的圆舞曲和《夜曲》，但是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而且，乌兰诺娃的超凡脱俗不仅表现在舞台上，在日常生活中，她也如天鹅般优雅。让中国观众颇为意外的是，阿塞拜疆歌唱家贝布托夫演唱了一首中国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他在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学会了这首歌曲，可能是出于文化背景近似的原因，中国西北民歌对他而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演出时咬字行腔非常准确。文化部还组派了王昆和孟于两位歌唱家，在向苏联歌唱家学习的同时，负责教哈侬唱中国歌曲《有吃有穿》。哈侬在后来的演出中完整地演唱了这首《有吃有穿》，虽然中文发音并不是特别准确，但她对中国歌曲的尊重，让观众们十分感动。哈侬的群众观点非常鲜明，刘诗嵘说她活像一个“老八路”。一般情况下，每到一地，地方领导都会与群众一起在火车站夹道欢迎前来演出的苏联艺术家。有一次，刚到开封，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下火车后，哈侬见老百姓们都站在雨里欢迎，径直走进了雨中。当地领导见状上前请她上车，她却说：“你让老百姓都回去，我才上车。大家都淋雨，我不会上车。” 艺术家们为了演出放弃参观游览和宴会也是常事。康德拉托夫在中南海怀仁堂次走台时说的话便代表了全体苏联艺术家的心情，他看到后台摆下的丰富的茶点后说：“我们今天是来工作，不是来开茶话会的。”这些事情看起来是生活中的小事，但是他们朴实、敬业的工作作风却显现无余。钢琴——演出遇到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尚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包括演出条件在内的物质条件很多时候都不尽如人意。面对困难，苏方的艺术家们从来没有抱怨过半句，而是一致表示谅解。演出遇到的个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钢琴。钢琴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稀缺，即便在京城，也是一“琴”难求。中方负责为演出寻找钢琴的正是刘诗嵘所在的演出工作小组。当时，苏联艺术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那里没有三角钢琴。刘诗嵘知道，全北京的三角钢琴就在中央戏剧学院。这是一架九尺三角钢琴，几乎全新，是1951年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时，东德政府赠送给代表团的。老院长欧阳予倩了解情况后说，苏联艺术家当然可以用。不过，这琴不能用卡车运，怕震坏了。于是，同志们愣是一鼓作气把这架大钢琴抬到了怀仁堂。本以为上海情况会好一些，可刘诗嵘到现场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上海这架钢琴虽然是三角钢琴，但过于老旧。这时离演出开始已经只有四天了。刘诗嵘心想，无论如何都要把钢琴“跑”下来。于是，他和上海音乐协会的同志一起，一头扎进了上海的各大音乐学校、文艺单位，甚至连舞厅俱乐部都进去搜罗一番。费尽周折之后，一架九尺三角钢琴终于从上海音乐学院浮出水面。代表团在沈阳演出时，也遇到了钢琴的问题。沈阳市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架解放前进口的老钢琴。这架钢琴看上去很不错，苏联演奏家试了试，音质很好。意想不到的情况却在当晚演出时发生了。在一首曲子的头一个和弦之后的一个重音时，演奏家用力敲下去之后，钢琴轰然一响之后再也不出声了。演出勉强谢幕后，女演奏家跑回后台，伤心地哭了。刘诗嵘赶忙上前赔礼道歉，没想到，她却说：“我哭，不是因为演出失败了，而是因为中国的艺术家们实在太苦了！”后来发现，这架钢琴表面上看没有问题，但内部构件已经过于老化。沈阳当地领导知道后，找人连夜修好了钢琴。第二天的演出终于成功了。一些城市虽然有钢琴，但维护情况非常糟糕。刘诗嵘说，抗日战争之前，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有几台钢琴。抗日战争期间，虽然有日本的雅马哈钢琴进入国内，但算不上的专业钢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哈尔滨、上海、北京三地能找到几架像样的钢琴。直到1953年，中国经济情况有了好转、对外贸易稍微通畅之后，才陆续地购置了一些新钢琴。而当时苏联艺术家对中国物质条件缺乏的理解、对演出条件的宽容，时时让刘诗嵘感到发自内心的怀念。如沐春风的学习交流周总理等当时的党和对文化交流工作很上心。这赢得了苏联艺术家们的赞赏和倾心，使得一批高水平的艺术家对中国充满好感，愿意通过艺术表演和教学等各种形式帮助中国的文化事业。 1954年，苏联派出了两个表演艺术团体访华。一是以苏联艺术家莫伊赛夫为团长的国家民间舞蹈团，另一个是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丹钦科命名的莫斯科音乐剧院。为了接待这两个艺术代表团，文化部组织了强大的接待办公室，由周巍峙、赵沨、朱明等领导同志负责。接待办公室首先对北京天桥剧场的后台、舞台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建整修。莫斯科音乐剧院在天桥剧场演出将近一个月，演了6个剧目。让当时的中央实验歌剧院喜出望外的是，除了芭蕾舞《天鹅湖》、《巴黎圣母院》和专为儿童演出的《阿伊波列特医生》，另外三个剧目都是歌剧：《冲向暴风雨》、《叶甫根尼·奥涅金》和《多瑙河彼岸的扎波罗什人》。莫斯科音乐剧院不仅到剧场演出，还走进工厂。当时的刘诗嵘在接待办公室工作，就曾随他们到人民印刷厂去演出。苏联艺术家们在中国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样的交流规模和时间长度，在今天看来仍是惊人的。这一个月里，中国的艺术院团负责人和艺术家们如饥似渴地看演出、学经验。接待办公室更是内设了一个学习组，许多在京文艺团体的负责人和艺术家都参加了学习。指挥找指挥、导演找导演、编剧找编剧、演员找演员……中央实验歌剧院除了财务和总务科室外，甚至连党政、共青团组织及医务室声带治疗方面都与苏联专家们进行过探讨。而且，各地艺术家也都借此机会来京学习、观摩，热情非常高。苏方见状立即选派演员、演奏员给大家授课，他们不仅传授艺术知识，还无偿地将乐谱资料借给中方复制。每天晚上演出结束之后，刘诗嵘都到乐池去找苏方的乐务取来总谱，让游振国同志连夜用照相机翻拍。各项交流活动中，最有意思的是各种专业的座谈会。中、苏两方的负责人、艺术家们坐在一起，毫无隔阂地就歌剧、舞剧的创作、导演、表演艺术进行详尽的探讨。尤其让刘诗嵘感慨的是，当时这些苏联艺术家们没有一丝铜臭味儿，完全是出于友谊的免费教学。这次学习的成果颇丰，对中国歌剧后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1955年新年伊始，刚刚送走了苏联艺术代表团，中央实验歌剧院就迎来了苏联声乐专家瓦·阿·捷明启也娃，她是由周总理特别批准来中国任教的，初定教学期限2年。这对中央实验歌剧院的艺术水平又是一次大的促进。在捷明启也娃、查普林等专家的帮助下，中央实验歌剧院排演了《茶花女》全剧——这是我国专业歌剧院排演外国古典歌剧的全剧。同年年底，《茶花女》在天桥剧场上演，一炮打响。此后，剧院又相继排演了《小牛》、《货郎与》、《蝴蝶夫人》等多出外国歌剧。直到1958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以160人的规模出访苏联，演出《草原之歌》、《刘胡兰》等剧目，在苏联受到了热烈欢迎和良好评价。从苏联艺术家代表团访华演出到今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刘诗嵘却深切地感到，他们的舞台风采和精神品质不仅没有在他的心中淡漠或消失，反而随着国际、国内的社会变迁而显得更加鲜明、深刻。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已经故去，但是他们留在观众与同行心灵深处的美好印象，是弥足珍贵而永恒的。刘诗嵘简介刘诗嵘，1927出生于北京。早年于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中央歌剧院任职，长期从事歌剧音乐的组织、演出、教育普及和对外交流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与诗人艾青、画家吴作人、音乐指挥家郑小瑛同获法国文学艺术奖。1992年从中央歌剧院业务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休，仍然热心于歌剧艺术的普及与《中国歌剧史》的编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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