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

　　我很想有一张自己满月时的照片，对，光屁股的那种。我也很想有一张自己一周岁时的照片，穿衣服不穿衣服都行，是正傻乎乎地笑着，似乎世界一切都很美好，其实是什么也不懂。听父母说，周岁前后，爷爷常抱着我到胡同口转转，逢人就说：“你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水娃娃一样。”究竟“水娃娃”是什么样子？我太想知道了。我更想有一张七岁时次进小学校门时的照片：当然没有校服，那我穿的是什么衣服？身高有多高？学校门口是什么样子？邻村来的外号“王牛眼”的语文老师眼睛到底有多大？我的书包、课本、作业本又都是何等面目？这一切我都想知道。

　　可怜，这一切，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即使家人可以稍作描述，但因为从来没有照片，所以永远没有证据。最麻烦的是，如今相机、照片都已经泛滥成灾，手机都成了时时处处拍来拍去的相机，可“百日照”、“生日照”之类的巨大缺失却无从弥补。岁月什么都好，唯旧时场景不能重拍，这实在是个大毛病。

　　小时候家中墙上挂过一个贴满照片的镜框，里面曾有一张二舅家表兄弟的周岁“裸照”，每次看了我都想笑，但也并不羡慕，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进入这样的照片了。和这家伙一起在镜框里面带各种笑容的人，很少我们自己家的人。有亲戚，有乡亲，还有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得来的说不清谁谁的照片。那时照片是稀罕物，别人肯给你张照片说明人家承认和你关系很近，而你的面子也足够大。那时谁家墙上挂的照片镜框多，就说明这家人的人缘好，四面八方的亲戚朋友多。镜框不仅是用来思念的，也是用来炫耀的。那时没有谁家会有相机，见过相机的人也没几个。那时方圆几十里，只有运河边上一个大镇子里有一家照相馆，可是那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人会常常去哪里拍照片，因为太贵，因为觉得毫无必要，因为拍了照片“既不当吃又不当喝”。吃饱是最重要的，舍此岂有他求。

　　那时如果需要去照相馆拍照片，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常见的大事当然就是订婚。适龄男女能适时结婚，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尤其生了一堆儿子的父母，真要把黑发愁成白头。早早就得谋划宅基地，筹备盖新房，不然媒婆都不登门。千辛万苦求来了媒人，东拉西扯地说，连瞒带骗地哄，结亲之旅就开始了。这里提亲，那里说亲，好不容易促成了相亲。一对男女一次一次地见面，一次一次地赶集采购，到终于可以订亲的时候，拍订婚照就成了隆重的仪式。家里再穷，这照片也得拍啊。双方家里都找了人陪着，一干人等浩浩荡荡去了镇上的照相馆，男男女女都换上的衣服，全为了那对新人照相机前肩并肩坐着听摄影师指挥共同微笑的一刻。“咔嚓”声一响，大家的心都“咕咚”落了地：俩人既然都拍了合照了，这一辈子就别想再分开了。在许多人的一生中，订婚照是他们的影像记录。

　　还没轮到我踏上以订婚照为里程碑的结亲之旅时，时代变了。等到我终于有父母期待的生活照可以放进家里镜框的时候，爷爷早已不在了，父母也老了。但是父母依然相信，只要有照片，孩子们就没有走远。无论兄弟姐妹谁出去工作了，谁考上了学，谁又生了孩子，他们的叮咛中永远有一句不可缺少的话：“寄张照片来。”镜框里不相干的照片越来越少，儿孙们的照片越来越多。父母单独在老家生活的那几年，不知有多少时间是看着镜框度过的。

　　对了，该说说我的次照相了。和大多数同村伙伴不同的是，我的张照片不是订婚照，而是毕业证要用的证件照。十四岁那年，初中要毕业，老师说每人都要去照相馆照张一寸黑白头像。我们这些从没有去过照相馆的人，闻此消息，既兴奋，又恐慌，也为难。照相馆什么样？要穿什么衣服？得多少钱？从拍照到取照片得跑几趟？照坏了又怎么办？真是一大堆难题。想不起来是谁陪我去照相馆的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如今我还保存着那张小小的照片，那是我从初中毕业证上撕下来的。照片上的我一点也不像我。每次翻看，我都横生一大感慨：原来我也年轻过。那时拍照片，流行戴口罩，也不知这时尚是因何而起，或许和当时的革命电影有关。当然口罩不捂在嘴上，而是塞进上衣内，只留白白一道口罩绳绕领口而过，钻进胸前粒和第二粒扣子之间。这是时尚。我当时没有口罩，照片上的口罩绳是借来装样子的，绳子的终端没有口罩。唉，那个连口罩都是品和装饰品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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