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2011年10期封面
云南昆明保时捷丨卡宴
不是每个超越都能博得一片喝彩。上一次是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全面的信号，大并不是强，人均GDP还差得远呢。
这一次，不需要经济学家提醒，即使中国最热爱的人，也不会为“品消费大国”的王冠而欢呼雀跃。
这个王冠此前分别属于欧洲、美国和日本，而中国，将成为个“获此殊荣”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品进入中国也不过是十多年的事情。要知道，这个国家尝试市场经济也不过20年。
我们没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却跑步成为品大国。中国人大量购买品时，品也在暴露着中国的社会病。在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指标远未达标的现在，当品遇上中国，可称为奇遇。
品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昂贵商品，它像是一个活跃的化学试剂，一遇上贫富分化、财富来源不透明、官员贪腐等等社会问题，就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
它是消息树，一个价值16.8万的包包因为属于“红十字商会总经理”，掀起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强烈质疑。它是反腐尖兵，南京官员周久耕只因在公开场所戴着一块价值10万的手表，被查出贪污的事实，最终锒铛入狱。它是显微镜，那些看起来平滑的物体，在它的镜头下，顿时崎岖不平起来。
公允一些，品成为理解我们现实的视角，实在负重过大。不过，品作为精益求精的一种商品，本身也与众不同。品商家热爱的买家应该拥有财富、社会地位、良好的生活方式三重条件。在中国，三个条件都符合的人并不多。
在这组封面故事中，我们报道的是品在中国的奇遇故事，这些故事都指向了社会的病态。人人都爱品，如果这“奇遇”改变为“遇见”，人们对品的爱，将会更理所当然。需要改变的，不是品。
云南昆明保时捷丨卡宴
一个 爱马仕包引发的惨案
品成为了社会问题爆发的代步工具，症结不在品，而是源于社会本身。如果扣掉中间的经过，“郭美美事件”可以描述为：一天，一个女孩在网上秀了爱马仕包，一个月后，整个中国的慈善机构的吸金量掉了一半。这样的“惨案”，不是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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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万和5.2亿
那只惹祸的包价值16.8万。按照郭美美的说法，这只包是在北京的新光天地购得。今年2月，她和“干爹”王军在晚饭后到新光天地逛街，在一家品店中，看到了这款绿色的爱马仕包，标价16万8，这比爱马仕专柜要贵很多，但在专柜要等上半年才能拿到包。
王军为她买下了这款包。她和这款包合了影，发在微博上，修改了微博认证，从演员变成了“红十字商会总经理”。
6月下旬的一天，这条微博被疯狂地转发。爱马仕是品箱包中的品牌，“爱马仕”、“90后”、“红十字会”，这些关键词叠加在一起，顿时掀起舆论的巨浪。
此后，媒体开始介入郭美美事件的调查，梳理出一条从中红博爱到红十字会的商业链。这条商业链一旦坐实，那就意味着郭美美的财富可能与红十字会难脱干系。但彼时，“郭美美事件”的蝴蝶翅膀已经煽向整个社会。
今年3—5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受捐款62.6亿元，但在今年6—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降幅达到86.6%。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但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7月的社会捐款锐减一半，为5亿元，比6月减少了5.2亿元。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说：“民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急剧下降，存在情绪的积累，而郭美美事件是一个爆发点，它引起了中国慈善事业强烈的阵痛。”
直到事发一个半月后，郭美美和母亲郭登峰在郎咸平(微博)的《解码财商(微博)》节目中，声称自己的财富来源与红十字会无关。可这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质疑——财富来源不明，这是一个堪比慈善基金被滥用的同样刺痛国人的话题。
这一切，都与那只绿色的爱马仕包脱不了干系。明码标价的品，成为公众辨别不当财富的工具。
对外经贸大学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婷分析：“爱马仕的形象在中国成为爱慕虚荣的象征，是因为一些人消费心态的扭曲和财富来源的不明。品成为了社会问题爆发的代步工具，症结不在品，而是源于社会本身。在中国，有太多富二代、官二代、郭美美、煤老板、油老板这样的暴富者，他们急于疯狂地消费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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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的昂贵
昂贵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是否恰当。
2010年7月6日，停在浙江嘉兴久久小区21幢楼下的一辆黑色豪车突然发生自燃。这本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新闻，但不平常的是，这辆黑色豪车所在的小区是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的深圳桃源村三期和北京百子湾一号小区，这两个小区都是经适房小区，但各类豪车却每天出现在固定的停车位上。
一定程度上，豪车成了刺激民意的炫富、炫权符号。一些公共事件中，豪车车主的耀武扬威、飞扬跋扈，已经让公众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
这种不安全和剥夺并非只是感觉，而是在实际地发生着。
2009年5月7日晚8点半，三辆跑车在车水马龙的杭州街头玩起了飙车游戏，其中一辆红色三菱 Maison de la VANILLE La Maison de la VANILLEncerEVO跑车逆向超车，据称以“70码”时速撞上了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谭卓。一个从浙江大学毕业仅两年的年轻生命就此消失。肇事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由于肇事者的富家子弟身份，加上罹难者的平民才子身份，引发公众对事件的强烈关注和讨论。
三个月后，人们对于财富背后的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抱怨声还没散去的时候，同一地点又上演了同样的一幕。
2009年8月4日21时25分，一辆酒后超速驾驶的保时捷卡宴，冲过杭州“70码事件后”设制的爱心斑马线时，将一名十七岁的打工女孩马芳芳撞飞。最终，肇事者魏志刚因认罪态度良好，愿意承担受害者家属要求的赔偿，被法院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说：“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凡好车出事，往往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已然出现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所谓的好车，仅仅是鸿沟的象征，代表着有权有钱的人。而这样的人，则被那些开不起好车的人、挤公车的人、只能用两脚走路的人所嫉视。这种现象，被一些人说成是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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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下的财富
消费社会学专家王宁说：“其实，人们仇的根本就不是富，而是财富背后的不公。公众的愤怒，是因为在财富分配不公平、不透明的大背景下，他们认定这些品一定是来路不明的。”
今年7月，江苏最贫困的县之一泗洪县辖下的石集乡吸引了不少目光。
宝马、奔驰、英菲尼迪、凯迪拉克、悍马、 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挂着当地牌照的豪华车在这个贫困乡里随处可见。
一窥究竟才发现，财富的秘密来自于地下钱庄。
在石集乡这样的地方，高利贷风潮也已经高涨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财富有多危险，放贷者自己心里也最清楚。“把钱花出去才最安心。”一位放贷者对政府人员这样讲。
恐怕很多不透明财富的拥有者都有这样的心声。
誉为“最牛房产局长”、“天价烟局长”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前局长的周久耕，正是因为品落马。
网友“人肉”出一些照片，显示周久耕抽1800块钱一条的南京九五，带10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开凯迪拉克豪华轿车。
按照我国政府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一个区房产局局长理应无法支付得起这样的生活，这让周久耕的财产问题一下子摆在了明处。
公众的监督引起媒体和当地政府重视。经查明，2003年2月至2008年1月期间，周久耕曾利用职务之便，5年内共分25次收受贿赂人民币107.1万余元和港币11万元。
周久耕的落马，可说是一次从品开始的公民反腐败监督。时评作者童大焕说：“官商文化和公款消费助长了仇视品的社会心理。”
今年8月16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一期节目中，记者在采访民政部门一位官员时，画面里这位官员手腕部位被打上马赛克。
这段视频被传到网上后，很快引发了猜想。有周久耕的先例，更多人怀疑被马赛克遮挡的是一件品，手表或者昂贵的镯子。“为何将其遮住？遮住的到底是什么？名表？名首饰？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位领导手腕是什么‘机密’。”
很快，马赛克之谜得到澄清。央视主持人敬一丹把记者当时的原录像截图贴到微博上，事实真相浮出水面，马赛克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遮住的部分是衣服上的商标。
这次“误伤”亦可看出，公众对不当的品到底有多敏感。
王宁分析：“这是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刻板印象。品被贴上财富不透明的标签。公众的敏感神经最终指向的还是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周婷概括了近十年中国品发展的轨迹和问题。她说：“当下中国的品井喷现象，在十年前，日本也曾经历。近几年，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在经历品的高速发展期。但是，目前品爆发出的问题，不是消费群体高速的扩张，而是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消费群体所表现与他们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
近十年，在转型期的中国品不断卷入各种各样的公共事件之中。和“郭美美事件”一样，这些故事总以品开始，却每每以一场巨大的社会震动或无休止的舆论争议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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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十年：分裂的“跃进”
十多年的“跃进式”发展之后，“世界”的趋势似乎已经不可阻挡，
而在鲜亮数据与繁荣景象之外，中国品显然还有另外一面。
2004年10月的一天，黄四维见到了人生中本《Robb report》，中文译为《罗博报告》——美国最知名的品杂志。
杂志是公司老板从美国带回的。老板只借一天，黄四维当晚不眠不休，将整本杂志看完。每翻一页，他都要记下上面品品牌的名字和网址。第二天，他到公司上网，打开记下的每一个网址截屏，保留至今。
“极其震撼。”当时，黄四维是知名IT公司连邦软件的技术骨干。两周后，他辞职，创办了定位于品互联网平台的网站“优网”。
这并非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说。在他看来，2000年，世界三大品集团之一的历峰集团收购了香港人邓永锵的旗袍品牌“ 上海滩”，被业内视为近十年来中国品市场的正式开端，可是四年过去，中国还没有一本品杂志。
而对于整个中国品市场而言，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拉开了跃进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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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
2004年12月11日，中国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周年。从这一天开始，中国零售业的入世过渡期正式结束，向外资品牌全面开放市场，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攻城略地。
国外品品牌在中国开店的速度和数量，显示了这个市场的容量和活跃程度。
“即便当地有强大的需求，如果环境条件未适宜，也不会将就开设。”法国路易威登(微博)集团(LouisVuitton，以下简称LV)的全球主席及行政总裁贾世杰曾经表示。可LV却为中国破例了。2010年4月28日，世博开幕前夕，向来对于开设旗舰店挑剔的全球殿堂级品牌LV，却在上海淮海路和浦东陆家嘴金融区，开设了旗舰店。
同一天，同一座城市，同时开设两家旗舰店，对于拥有150年历史的LV来说，这是史上次。而在此之前，LV已经在中国22个城市开了27家店。
对中国品抱有巨大雄心的不仅是LV一家。同一个月，被誉为“皇帝的珠宝商，珠宝商的皇帝”的 卡地亚(微博)，在上海香港广场、IFC以及恒隆广场(微博)的3家店同时开业。
中国逐渐走到了世界品的舞台中央。黄四维的直接感受是，各类时尚杂志上的国际品广告在增多，特别是新品发布会的报道，北京国贸和恒隆广场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多。
让他记忆深刻的是2006年9月，LV在温州开设的中国第13家门店。“290多平方米的店里拥挤得几乎转不动身，门口更是出来一个才放一个进去。这家LV专卖店里摆上了与巴黎专柜同步上市的GROOM系列，其时该款包连上海的全球旗舰概念店里都没有。”
对此，黄四维深有感触：“哪怕品销售在欧洲各国增长缓慢，甚至是滞涨，可在中国，还有一场盛大的狂欢，等着他们盛装出席。”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他读到了中文版《罗博报告》。
“以购买品为耻的时代结束了。”今年5月，国际知名咨询机构贝恩顾问发布了半年度品市场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品市场上升12%，欧洲上升6%，而中国大陆的品销售增长了30%。
报告也预计，今年中国市场将增长25%，超过156亿美元。而在黄四维次读到《罗博报告》的2004年，据安永会计事务所统计，中国品消费总额仅为20亿美元。
根据各种预测，明年或最晚至2015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的品市场，戴上世界品消费的王冠。
“仅仅在7年前，连我的老板都没有一件品。”黄四维感慨说。现在，他创办的优网每天有几百万的访问量，客户里是LV、 香奈儿这一级别的国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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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的市场
“风生水起。”李庆星考虑了一会儿，选择用这四个字来描述自己眼里中国品近十年来的发展。不过，他很快补充了一句：“你看到的是水，其实背后有很多你看不到的风。”
李庆星是中国品联合会秘书长。2005年，在上海，他创办了届中国品牌峰会。在他的计划中，峰会的名字原本是“中国品峰会”。
“我们没敢叫品峰会。”李庆星解释说。2004年，他开始筹划研究品峰会的主题。其中，他想的最多是“财富到底能够给人带来什么？”
1995年，《福布斯》排行榜上，次出现了中国大陆富豪的名字。事后看来，这几乎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从此，中国人不再羞于公开表达对财富的渴望和爱慕。
“财富背后的生活方式被诱导出来，品——大家讨论很多的是，这是不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表现？”在现在看来，这种讨论匪夷所思。可当年，李庆星却实实在在碰到了“社会和政府层面对‘品’这个词的很多理解”。
他坦承：“一定程度上会有质疑，甚至是反感的情绪。”
而在另一方那里，被泼冷水的李庆星却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包括当今世界三大品集团在内的诸多国际品品牌，都同意前来参展。
峰会结果让所有人感到满意。可李庆星发现，国外品牌的人聚在一起，急切地讨论：中国的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看不懂这个市场。”通过交流，李庆星了解了他们的疑惑所在：在中国，已经有大批的人在买他们的东西，可是这些人都不是他们原来认定的客户，不是他们原来认可的消费方式，更不是他们认为的对品的理解。
“偏激一点理解，就是这个市场不正常。”李庆星说。在国外品品牌的印象里，他们的买家的社会地位、财富和生活方式是“三位一体”的，而到了中国，三位一体的人非常少，大多是割裂的。
“一定程度上，拥有社会地位，没有财富，是官员；拥有财富，没有社会地位，是大家嘴里的暴发户；还有就是第三类市场，社会地位和财富都不具备，可是追求这种生活方式，是白领阶层。”
“(可)有人会认为，我拥有了品，我就是三位一体的，品可以弥补三者中的任何一面，甚至被虚妄地认为是全部。”李庆星认为，这很大地拉升放大了中国的品市场。
半信半疑——在2005年左右，一种普遍观点是，国外品品牌对于中国市场，持有的态度是“半信半疑”。
“实际上的购买者，还是在财产来得容易的人群，他们不确定大多数中国人是否真的会富起来，并去买品。”黄四维说，“比如在英国，贫富分布得比较均匀，消费品的阶层和人群相对固定，今年是他们买，明年还是他们买，不会说今天搞个土改，把他们的财富都搞掉了。”
可这种“半信半疑”的态度，在2008年之后荡然无存。那一年，金融危机让品在全球陷入滞涨，可中国市场却逆势上扬，甚至扮演了世界品市场上的“救世主”。那一年，有评论说，在全球品云集的法国香榭丽舍大街和美国第五大道，“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圆的，而是中国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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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镑”
2009年底，“英国哈罗德百货公司”找到Christine，请她在中国帮忙做一场公关推广活动。
Christine是巴黎九大品管理硕士中国区项目总监，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曾参与并成功打造了国内会所品牌雍福会。
哈罗德百货公司是英国最的百货公司之一，这家位于伦敦繁华商业街的商场打出的口号是：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想要的任何东西。物质的穷奢极欲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它准备了60张黑金卡，希望Christine能够帮助他们找到中国主人。在英国，拥有黑金卡的人大多非富即贵，还有就是王室成员。
Christine为哈罗德百货公司的这场品牌推广活动，邀请来了60位中国富豪，身价千万，或者上亿。“在现在的中国，这不是一件难事。”Christine笑着说。
这并非Christine自谦。一份来自于胡润的“2009富豪消费价格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的高端品消费群体中，有82.5万人的资产在千万之上，身价上亿的则有5.1万人。
哈罗德百货的行为也只是顺势而为而已。据英国媒体报道，2010年伦敦打折季期间，中国买家购买了高达10亿英镑的品，取代之前的俄罗斯人和阿拉伯人，成为英国品消费市场的买家。
“谁给奶吃，我就要对谁好。”
Christine的总结直白而又简单。
2001年，她去英国，逛商场的时候，一开始，导购经常会把她当做日本人；2005年，她去巴黎，在机场免税店里，很少能够见到华裔导购；2007年，她发现主要品品牌店里有很多华裔员工了，不论是导购员还是退税员，说一口相当有水平的中文，服务得无微不至。
她也发现了新的现象。中国人开始借用朋友的护照，因为某一些店里有了新规定，一本护照最多买2到4件商品。
近几年，诸如“中国买家海外疯狂扫货”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英国媒体甚至为此专门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北京镑(意指中国人花的英镑)。
对此，Christine曾与国外从事品行业的朋友交流过。“老外的感觉复杂，”Christine说，“他们觉得中国人真有钱，有些东西是他们一辈子都舍不得买的，中国人似乎一下子就拥有了。”
可Christine也能看出：“(他们)内心里也多少会有不尊重。”
前不久，Christine的一个朋友带着几个中国企业主去法国考察，找到一个酒堡，去喝的法国红酒。一开始，这伙人还很矜持，可是喝得好了，就开始拼酒了，每个人大约喝了两瓶。等要到第11瓶的时候，老板客气地说，先生，对不起，建议您不要喝了。我这是珍藏了20年的酒，看到你们这样喝，我心里很难过。
“这样的故事在欧洲随时会发生。”Christine叹了一口气。
在Christine看来，故事已经超出了“品位”的范畴。她说，即使品从来都是属于小众，成为划分普罗大众与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大标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迈向世界品消费大国的路上，中国买家可以继续对各大品牌的内涵漠不关心。
当然，对于几乎没有品传统和根基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是必经阶段。“所有人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一些品品牌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让这个过程缩短。2010年4月20日，上海恒隆广场LV旗舰店，来自法国巴黎的工匠在现场展示LV自1859年传承至今的精妙手工艺。店内工作人员骄傲地表示：“我们这儿是LV全球首间位于专卖店内的手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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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大的“虚荣”
“推门走进会议室，如果你是男人，别人看你穿的鞋，如果你是女人，就看你手上的包。”
这是陈小枚(化名)经常会遇到的情景。“为什么要拥有品？这就是原因。”
四年前，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陈小枚，从济南来到上海，进入一家咨询公司工作。现在，她拥有两只“包包”，一只爱马仕，一只LV。
她上班的地方在写字楼，平常也要参加一些客户组织的酒会。这让她迅速认清了形势：“不要穿得让人觉得你是一个newhand！(新手)”最近，她正打算去买一双Ferragamo( 菲拉格慕)的女鞋，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酒会等着她。
陈小枚说，身边的女伴也有去买A货的，也有节衣缩食两个月去买一件 巴宝莉风衣的。不过，她认为“LOGO崇拜”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流行的是“圈子文化”，“要跟着你所在的圈子走。”
黄四维介绍说，就在去年，几乎是一夜之间，表盘超大的沛纳海品牌腕表悄然兴起。这个原为意大利皇家海军制作精密仪器和腕表的品牌商，在中国采取的就是圈子营销的策略，甚至吸引了一批原来劳 力士、欧米茄的佩戴者。
“这就是圈子的力量。我知道的温州的一个圈子，如果不戴一块百达翡丽的表，是不好意思出门的。”黄四维说。
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在《格调》(《class》)一书中介绍，在西方，皇室贵族血统成员是“公认的阶层”，企业主则组成了“阶层”。一定程度上，皇室贵族承担着引导传统品的消费，而“阶层”和“有产阶层”则会追随，以“拥有品品牌而虚荣”。
显然，这种“虚荣”在中国被放大了。黄四维打了一个比方：“总经理用一个LV，过几天，副总也用上了，再过几天，秘书也用上了，再过几天，普通职员也用上了，最后，他发现前台都背LV上班了。这时候，总经理就觉得自己的LV不是LV了，最得意的是前台，我都背总经理级别的包了！”
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评论是：“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做皇帝的错觉。”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说，“日本人曾经被认为是最盲信的消费群体，而现在中国人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他们接受那些并不十分了解的知名品牌，并以自己的理解去消费它们。”
不过，陈小枚认为自己不在此列。“这尚在我的承受极限之内，虽说有些功利性在里面，可我对于品的历史和文化毕竟有所理解。”不过，她也承认，身边有些女伴为此受累。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品的消费主流群体过于年轻化，集中于25到45岁之间，平均比欧洲的品消费者年轻了15岁，比美国年轻了25岁。
媒体人石述思为此感到担忧：“用这种超过自身能力的消费来奖励年轻人，我们担心，自己国家未富先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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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
除了年轻人，品在官员圈的流行程度，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的是“小件品”。
曾有媒体报道， 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曾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北京品经销商吴越(化名)说：“时代在进步，可是大家实在想不出一种彼此认可、能保值，同时对送礼者和被送礼者的品位都褒奖的东西。想来想去，品是现阶段理想选择。”
每年的春节期间是吴越生意的时候。他说，一般购买者和特殊买家的买法是不太相同的。一般购买者，大多都会精心挑选，有的还会和吴越讨论一下品本身在欧洲的流行趋势。而特殊买家则将商品按照价格分等级，15万左右是一级，8万左右是一级，5万左右又是一级，每一级买几个，包装要精致，价格标签一定要贴在醒目处。数好数量，直接交钱走人。
近几年，吴越的生意越来越好。他总结为自己店里的东西符合潮流：低调而奢华，LOGO不明显。
有评论说品在中国的历史使命是：“在市井买卖中充当货币等价物；在权贵交易时充当润滑剂。”
而李庆星并不认同这个观点。“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中国最缺乏的是制度，而不是找到一个怪罪的对象，把它骂一顿。品无罪，被异化的品可悲。”
一定程度上，品来到中国后被异化了，在一些“中国特色”的掩映下，绽放出一丝妖冶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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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症候群
“随着财富传递到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N代，类似欧洲这样的贵族阶层诞生了，中国的品市场也许会更加健康发展。”
伦敦的酒商对来自中国的客户印象深刻。首先，钱不是问题。某位中国富翁可以用13万英镑拍走一瓶拉菲——拿去喝掉了。第二，中国人的品味很“独特”。即便是6000英镑一瓶的1982年法国红葡萄酒‘武当王’，中国人也会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甚至加入可口可乐，让口感更甜。而一个真正的爱酒人，常常会将一口酒翻来覆去地品味，死活也不咽下去。
这是英国媒体的报道，似乎也正是当下中国品消费的一个缩影——当人们可以轻易买到品时，真正意义上的奢华却离他们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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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豪客
2005年8月，国际顶极私人物品展在上海隆重举行，包括豪华房车、跑车、游艇、私人飞机、时装、珠宝、名酒以及各类房产、高尔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在内的，全球最、最、最昂贵的商品集结在中国。中国消费者没有让他们失望，三天之内花掉了2亿元。而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也成为了中国品消费提速的起点。到了2010年， 中国大陆的品消费总额已经位居全球第二。
这一进程是伴随着新富人群的井喷一路向前的。根据法国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因为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造就大批年轻富豪。身家10亿元人民币的富豪从2000年的24人增加至2010年的1363人，平均年增50%。
这批富豪是当下中国品消费的主力之一。他们突然之间腰包鼓了起来，却不知道通过怎样的方式“由富及贵”。用胡润的话说，“中国新贵和传统的欧洲贵族没有可比性，因为后者的历史很长，经历了好几代人，而中国的富豪的年限还很短。这就造成他们一时无法适应自己的有钱身份。”
此时，购买品便被视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简单途径。事实上，一个阶层、贫富分化越明显的地方，这种特征便表现得越强烈。
“对他们来说，品是身份的象征，这些人算是比较初级的消费者”，周群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而一个成熟消费者，通常会在对品牌的娴熟上，根据个人的品位和实际需求来购物，这被称为“体验性消费”。
周群曾经在一家品门店中工作过很长时间，迎来送往各种类型的消费者。他说，一般而言，一个有经验的销售会在每一位顾客刚一进门，便通过其衣着、神态，判断出其大致的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将其引领到某样符合其定位的商品前。在这其中，暴富者往往是识别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这种人有时刚一进门，就会点燃一支香烟，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而通常，一个品门店应当是的禁烟区，以维持优雅的购物环境。不过，鉴于这些不优雅的顾客都是大客户，店里最终还是预备了一个上等烟灰缸，以备不时之需。
某些富人习惯大大咧咧，好像只有一个人存在。在试用一条皮带时，他们会旁若无人地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换上一条新的，然后微微点头。
他们钟爱的品也往往是大众认知程度较高的商品，例如LV、GUCCI(微博)等。他们相当“宽容”，新款旧款也无所谓，对价格也不敏感；他们也非常“苛刻”，必须带有高度可辨识的大大的LOGO。这样他们才会满意，觉得物有所值。
周群曾经遇到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次，一位煤老板来购物，“问他买什么，他说买呗。那买路易威登吗？他摇了摇头，很坚定地说，不要路易威登，我要LV。”(路易威登是LV的中文名)
周群绷住嘴角的肌肉，没有笑出来。
对于销售而言，新贵常常让他们看笑话，但他们又很喜欢这样的顾客。“如果很懂行的那种人，会说这个是哪年的款，我不喜欢、不适合我，而他们(暴富者)则会说这个好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他们不会多问，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很快就会掏钱走人。”
周群也否认了外界的一个传闻，即品门店会因为顾客的品位达不到其要求，而雪藏什么产品。“有钱当然就卖”，他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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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别人都在买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与品的次接触的原因更加简单——因为别人都在买。
任媛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员。这位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女孩，对于品最初的概念，只是在时尚杂志上一篇关于LV的介绍，这个在欧洲有着150年历史的牌子，留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每款产品后面那串数字的长度，“哇，真贵！”
当来到英国留学时，任媛很快发现，品在中国同学中间相当受欢迎。一开始流行的是饰物、钥匙夹等小物件，后来包包、衣服也开始进入大家的生活。那时，不管是LV还是GUCCI，大家都会买经典款，也就是印了很多LOGO在上面的。她说，在那样一个狭窄的圈子里，既然身边的人很多都有，“看久了以后你也想买了”。
2003年，她购买了人生中的件品，那是一个LV的皮包。她说，虽然那个时候LV在欧洲的售价还算便宜，但300多磅的价格也要折合四千多人民币，而且还是入门款。不过，总觉得这个东西带上以后“感觉比较好，比较有面子”。
而此时，和她同住一室的女孩已经是购物达人了，“有时候两三个月就买三四个LV的包”。任媛回忆，由于英国学校的学费是分期付款，这位室友甚至将后面的学费挪用来买品，钱花完了，再小心翼翼地向家中求援。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万里之遥的北京。薛佳妮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的件品，也是一个款式很简单的LV包包，浅色的，上面印满了LOGO。
关于这个品牌的历史和内涵，她坦言，自己当时并无了解。“那会有这个包的人很多，满大街都是，就买了，就是从众心理，觉得看别人背着挺好看的，”她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她“拿着那个包一个月都觉得特美”。
然而，过了一年，这个包就被打入冷宫，扔在家里没有再用过。直到某一天，薛佳妮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拿去二手品店卖了2000多块，折合原价四分之一。
据某机构的报告，世界上品消费的平均水平是个人财富的4%，而中国的一些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却用40%甚至更大的比例去追求品，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品消费的另一支主力。
不过，尽管他们将品视为自己时尚、品位的标志，但在购买品时，却往往冲着人们最熟悉的一拥而上，而很少关注真正受到业内推崇的有品位的商品。在某种意义上，很多初涉奢华的年轻学生、白领与暴富群体一样，都在依靠品追求“身份的认同”。
反观欧洲，品与社会地位紧密相关的时代已经远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英国的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拍摄婚纱照时，凯特身上穿的Reiss品牌白色小洋装，不仅是要价不到万元的英国成衣，而且是2009春秋季的礼服裙。那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王妃应有的奢华。
云南昆明保时捷丨卡宴
N代之后
2007年，任媛去法国旅行时，见到了那幅传说已久的景象——在巴黎的品门店，中国人拥挤着、大声嚷嚷着，“想找个导购给你服务都很难”。她坦言，当时这一幕，对她的冲击很大。她后来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觉得“我背的是一个心态，品牌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当她进入广东省一家事业单位，成为一名新的中产阶层后，这个念头便更加强烈了。她说，品买久了以后，就更在乎实用性，样子也更加重要，总之，更倾向于挑自己喜欢的去买，而不会一味追求牌子。“有的包很重，也就不见得实用。”对现在的她而言，流行才是挑选商品的主要标准，“像ZARA，H&M这种牌子，样子流行，投资又不会太大，今年买了，明年就算不穿了也不会觉得可惜。”
她说，她现在基本不买大众认知程度较高的品牌，即便买，也不会挑印满LOGO的产品。
薛佳妮则开始追求一种低调的奢华。她说，几年下来，品带给她的物质刺激已经越来越淡，当初买LV高兴一个月，“现在买个新包高兴一天就完了”。由此，她买品也更加注重个人的感觉，“喜欢的一眼就看上，如果没有一眼就看上，宁可不买”。然后，跟导购仔细去沟通这个款式的优点和缺点，或者一个包包应该配哪款相应的钱包。
同时改变的还有过去的从众心态。她坦言，自己不会为了追求便宜去二手品店里买东西，也不会为了购物而节衣缩食，“我觉得用不起可以不用，真真实实的。”
品照耀的中国，一批品症候群已经开始走出LOGO迷恋，变得更加成熟，新旧消费者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情形。
对此，胡润的判断是，“随着财富传递到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N代，类似欧洲这样的贵族阶层诞生了，中国的品市场也许会更加健康发展。”
不过，在新富及从众者源源不断地涌现的当代中国，理性的品消费何时成为主流，还没有人能给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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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该拥有品的人
按照中国官员的正常收入，大部分人应该没有能力购买品，用品，对于官员来说，简直就是自招弹劾。
戴包包、主任、时尚贪官、烟票局长、天价烟局长、品博物馆……这些都是公众给那些落马官员的称谓。
品显然在中国的一些贪官中流行，一些官员因为品而下马，还有一些官员在查处后被发现拥有大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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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
“皮鞋要经常保养，买支几百块的滋润霜擦下嘛。”
重庆沙区征地办官员丁萌，在给审理他受贿案件的女检察官“上课”。此时的丁萌囚服里穿着一件800元的耐克T恤，这是他档次的衣服。
“我的西装没有1万元以下的，我喜欢的是意大利的诺悠翩雅，像几千块的金利来、堡尼等，我是不会去看的，最贵的一套是卡沃奇的，4万多……穿这些我自己都感觉一身轻松，工作起来办事效率都要高些！”
丁萌一点也没有吹牛，办案人员在他的家中搜出了200余双皮鞋，100多件衣裤，全部都是Armani、Versace、Coach这样的世界品牌。
“1000元以下的鞋我认为是垃圾，看都懒得看。”是丁萌的“成名”豪言。
2009年，经法院审理查明，被称为“贪官”的丁萌受贿161.4193万元。这些不正当财产，大都用于丁萌消费的品。
和“时尚贪官”绝配的就是被誉为“主任”的林啸。
1970年出生的林啸大学毕业后，在台州市规划局工作，一直做到了工程师、注册规划师。2004年，林啸出任台州市建设规划局路桥规划管理处主任。
这个年轻的主任热爱品，这一点圈内的朋友都知道，房产业老板也知道。
2006年中秋节前夕，一位房产公司老总打电话约林啸到中盛百货会面。林啸挑了三万元的衣服，那位老总买了单。每年春节林啸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服饰购物券，也有一位老总曾经直接送来六千块的LV钱包。对于这些房产公司，林啸都会在验收上给予关照。
2007年底的一天，路桥某集团房地产公司的黄总经理给林啸带了一只价值5万元的诺基亚VERTU2008款的手机，说是借给林啸玩。此后，林啸每次将手机归还，这位黄总都会再送上一款新的手机“借”给林啸玩。
“一表人才的林啸，每天穿戴，生活过得过于。”这是林啸给身边朋友留下的印象。最终林啸也被检察机关锁定目标，经查处入狱六年。
这样的例证实在太多。
十年前被香港记者揪出一身世界的沈阳市长慕绥新；酷爱品，打扮光鲜入时的国足队长蔚少辉；为情妇一掷千金，香车豪宅包随便挑的雷渊利。显露在贪污受贿认罪书里的品消费，是官员落马不正当财富的证明，而这些黑色财富背后，躲藏的是权力衍生出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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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权利
在接受法院审理的时候，林啸为自己辩护。
林啸说自己只是接受一些朋友送的小礼物，是一种“礼尚往来”。案发时从他身上搜出的手机也不过是朋友借来玩玩的，不能算是受贿。
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满春教授曾说：“就品本身而言，只要有实力，消费并非不可。但品与权力扯上关系，则是值得警惕的。”
“官员的不正当财富，真正的来源是其手中的权力。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使得公共财产被不公平分配。”消费社会学专家王宁认为，官场上的“礼尚往来”根本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你手中无权，谁会和你礼尚往来？”
王宁说：“落马官员身上，总能发现这样的特征，他们掌握着关键的权力，他们的背后有一张官商勾结的大网，既得利益者通过这张大网攫取公共财富。”（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