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涨移动厕所租赁-上海世杰厕所出租

     随着千奇百怪的流行性疾病的传播，也随着城市国际化进程与构建生态文明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又开始关注起厕所，特别是公共厕所。

    上海是中国现代公厕的滥觞之地。上海公厕，对上海的城市卫生和人民身体健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与以上海为先导的公厕普及密不可分。

上海公厕建设，实为天下先

    国人自古不缺“公共厕所”。伟人毛泽东有一句名诗，叫作“千村薜苈人遗矢”，就是描绘遍布中国乡村的厕所，包括私厕公厕的。路边树个棚，棚下挖个坑、坑中盛只缸，缸上架条板，板前挡一扇蒲草门帘，那就成了人人均可享用的“茅厕”——过往人等，不管官民良贱，凡有“内急”，往里一钻，将就完事；粪坑满了，“坑主”用勺将粪水掏出，桶盛担挑，送到大田角落的大粪坑沤熟，再经“出坑”，就成了上好的肥田之物。

    这是一种原始而有效的社会公器。但这种公厕，只能在乡村地区普及，城市中没有足够的场地推广此类设施。而且这种公厕，如厕者的隐私难以遮掩；其卫生条件更不能讲究。但实用方便是它的长处，也因此得以延续千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农村地区才提出消灭土坑厕所的口号。此类公厕，渐在中国大地消失，于今已变成穷乡僻壤中难得一见的风景了。

    回到城市。由于没有此类公厕，市民的排泄问题，大部分只能通过私家装置来解决。而路人旅客，一旦遭遇内急，就只能寻觅墙角河边、树荫草丛，那些视线稍有不及的地方去解决。长此以往，某些区域，就名副其实地成了藏污纳垢之地，蝇飞蚤长、臭不可闻，沦为城市最难见人的丑陋一角，同时往往成为疾病流行之源头。对于因没有公共厕所而引发城市脏乱差臭病的现象，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如汗牛充栋，若称上海华界“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暂按下不表。

    前世纪六十年代，外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开放之门，同时也如列宁所说，把西方文明一并带入了中国。公厕就是其中的一种文明器物。

1862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伊始，就在工务委员会名下成立了“粪秽股”，下设若干卫生稽查员，专管清除粪便、清扫垃圾等职责。在“粪秽股”指导下，开始在租界内规划设立公共厕所。1864年（清同治三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先声夺人，在南京路虹庙建成上海市区座，也是全中国座现代意义的公共厕所。两年后，法租界公董局也选择工人众多的沟渠码头建起公厕，而且一建就是2座。

之后，上海两个租界的管理当局，干脆就在公厕的建设和管理方面开展了一场比赛：

    1887年，公董局在十六铺码头、金利源码头（即后来的十六铺客运站）等地建造了上海首批分设大便坑座和小便槽斗的公厕，大大提高了码头装卸工和上下游客使用厕所的效率。再隔三年，189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就在原提篮桥一带，投资2000多两白银，兴建了4座更新式的公共厕所。这批厕所，地铺木栅，顶挂煤气灯，还装了自来水龙头。这些在当时可都称得上是现代化的设施，其卫生水准和整洁程度，也都堪称，使如厕者有了某种享受的感觉。越年3月，法租界公董局考虑到公厕内粪便累积，臭气熏人，便选择在部分公厕加装冲水装置，并定时喷洒香水。几月后，法租界内几乎所有公厕内臭气都消除一空。英租界见此，随即把公厕必须附设冲水装置立为规范，公共租界的新盖公厕从此都成了水冲式公厕。1899年，“水门汀”（水泥混凝土）问世不久，工部局卫生处率先用以成批地建设公共厕所，使厕所的清洗保洁工作难度大在减轻，也让市民大众耳目一新。

    在成批建造硬质地面的水冲式公厕的同时，考虑到部分男性公民的需要，也为提高公厕坑位的使用频率、减少公厕的建设成本，两租界当局又在人群密集地段，如码头侧旁、弄堂门口、集市场边、车辆站点建造了大批“简易厕所”，供人们“简易方便”，颇受市民欢迎，也减轻了市政当局的经费压力。

    上海两租界在公共厕所建设方面所进行的“竞赛”收到了出奇的效果，使租界的环境卫生和文明程度大为改观。清政府地方官员坐不住了，终于也出面鼓励地方士绅筹资，于1909年在华界建起了一座“公坑”。这也可说是中国人自己出资、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的座现代意义的公共厕所。

上海公厕管理：国内

在广泛建设公共厕所的同时，租界当局在公厕的管理方面也颇费心思。

    本来，租界的市政建设管理有两个特色，一是决策民主，二是公开透明，所有大事几乎都要由董事会公议公决，且都要公诸于众或记录在案，以备质询。总的目的就是九个字：“花小钱，办亮事，搏民心”。建设公厕需要投入，而管理公厕往往花费更大，于是，想方设法减少管理费用、提高管理效率就成了两租界当局十分下劲的环节。租界全面开始建设公厕之初，当局便通过招标程序，精选了一批粪便承包商，由他们负责清除租界内所有大小公私厕所内的粪便，也把出售粪便及厕纸、香烟、香片等赚钱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让给这些承包商。两租界还制订了一系列详尽的管理章程，对承包商们的资质作了明确规定，如必须拥有必要的运输工具；必须建立一支经过培训、比较稳定的清洁工（时称“粪夫”）队伍；必须定时收集粪便，挑至沿河的粪码头，卸入粪船，再经一定路线，运往农村销售。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代偿机制：当局把涉及大众市民的市政管理任务，指代民间机构承担；同时又把有一定保证的收益，偿还给相关民间机构。这种代偿制度，非常利于发挥当局与民间两个积极性。两个租界都很快建立起各自管理而又有联系的庞大粪便收集、运输、处理的网络，能够确保大小私公厕所的粪便不致累积为患。

建好、管好了公厕，在客观上也就构建起了一个涵盖城乡的人体排泄物的循环利用系统。据记载，当时上海甚至建立了一套按不同区域居民产生的粪便质量高低不同而出售价格也有所不同的科学制度。总体而言，是食用动物类、高脂类食品的区域所产生的粪便，由于肥效较高而售价也较高，反之则售价也较低。

两租界推行的相对科学合理的管理办法，很快为上海华界和国内其他城市所效法。上海华界的公有公厕建造，后来便统交由民营企业出资建造；建成开放后的十年间，除缴纳一定的“清洁捐”外，厕所产权及经营权均归建造公厕的粪便承包商所有，10年后则无条件收归国有。这在现今被称为“BOT”的城市设施建设、管理模式，早已出现在上海的公共厕所业内。

    管理粪便，尤其是综合管理有多项相关利益的公共厕所，俨然成为一个作用、影响均颇大的产业——粪业。在写作本文整百年前，也就是伟大辛亥革命爆发整百年前夕，上海闹过一次“臭名昭著”的粪夫罢工。地方志收录：“1911年7月14日（宣统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海城西门外挑粪工人千余名罢工，并大闹县署大堂”，导致数百人被拘事件。

    厕所，尤其是公共厕所的建设与管理水平，往往能够综合地折射出城市、社会、个人的文明程度。从现代公厕在中国大地的出现时序，其建设和管理的水平，也包括公厕使用者的行为规范，都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上海，在整个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当然也部分反映了它的政治文明的文明程度。由于有了大批高质量的公共厕所和较高水平的管理制度、监管制度，上海的城市综合管理水平也明显比国内其他城市高出大截。举一个突出的事例，1925、26、27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瘟疫，霍乱、伤寒、鼠疫还有许多莫名怪病，全面侵袭城乡各地，有些地方甚至到全村皆病全户死绝的地步。上海虽然也受到影响，却在总体上得以把疫病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当然，食品卫生、防治条件较好是重要原因，但时人已经注意另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上海由于拥有较健全的公共厕所网络，使市民路人拥有相对较好的排泄环境，加上有一个能够及时处理城市粪便及其他污秽物的网络，这就对有效阻断疫病通过粪便传播的途径，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