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千奇百怪的流行性疾病的传播，也随着城市国际化进程与构建生态文明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又开始关注起厕所，特别是公共厕所。

    上海是中国现代公厕的滥觞之地。上海公厕，对上海的城市卫生和人民身体健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与以上海为先导的公厕普及密不可分。

 

 

    国人自古不缺“公共厕所”。伟人毛泽东有一句名诗，叫作“千村薜苈人遗矢”，就是描绘遍布中国乡村的厕所，包括私厕公厕的。路边树个棚，棚下挖个坑、坑中盛只缸，缸上架条板，板前挡一扇蒲草门帘，那就成了人人均可享用的“茅厕”——过往人等，不管官民良贱，凡有“内急”，往里一钻，将就完事；粪坑满了，“坑主”用勺将粪水掏出，桶盛担挑，送到大田角落的大粪坑沤熟，再经“出坑”，就成了上好的肥田之物。

    这是一种原始而有效的社会公器。但这种公厕，只能在乡村地区普及，城市中没有足够的场地推广此类设施。而且这种公厕，如厕者的隐私难以遮掩；其卫生条件更不能讲究。但实用方便是它的长处，也因此得以延续千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农村地区才提出消灭土坑厕所的口号。此类公厕，渐在中国大地消失，于今已变成穷乡僻壤中难得一见的风景了。

    回到城市。由于没有此类公厕，市民的排泄问题，大部分只能通过私家装置来解决。而路人旅客，一旦遭遇内急，就只能寻觅墙角河边、树荫草丛，那些视线稍有不及的地方去解决。长此以往，某些区域，就名副其实地成了藏污纳垢之地，蝇飞蚤长、臭不可闻，沦为城市最难见人的丑陋一角，同时往往成为疾病流行之源头。对于因没有公共厕所而引发城市脏乱差臭病的现象，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如汗牛充栋，若称上海华界“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暂按下不表。

    前世纪六十年代，外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开放之门，同时也如列宁所说，把西方文明一并带入了中国。公厕就是其中的一种文明器物。

1862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伊始，就在工务委员会名下成立了“粪秽股”，下设若干卫生稽查员，专管清除粪便、清扫垃圾等职责。在“粪秽股”指导下，开始在租界内规划设立公共厕所。1864年（清同治三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先声夺人，在南京路虹庙建成上海市区座，也是全中国座现代意义的公共厕所。两年后，法租界公董局也选择工人众多的沟渠码头建起公厕，而且一建就是2座。

之后，上海两个租界的管理当局，干脆就在公厕的建设和管理方面开展了一场比赛：

    1887年，公董局在十六铺码头、金利源码头（即后来的十六铺客运站）等地建造了上海首批分设大便坑座和小便槽斗的公厕，大大提高了码头装卸工和上下游客使用厕所的效率。再隔三年，189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就在原提篮桥一带，投资2000多两白银，兴建了4座更新式的公共厕所。这批厕所，地铺木栅，顶挂煤气灯，还装了自来水龙头。这些在当时可都称得上是现代化的设施，其卫生水准和整洁程度，也都堪称，使如厕者有了某种享受的感觉。越年3月，法租界公董局考虑到公厕内粪便累积，臭气熏人，便选择在部分公厕加装冲水装置，并定时喷洒香水。几月后，法租界内几乎所有公厕内臭气都消除一空。英租界见此，随即把公厕必须附设冲水装置立为规范，公共租界的新盖公厕从此都成了水冲式公厕。1899年，“水门汀”（水泥混凝土）问世不久，工部局卫生处率先用以成批地建设公共厕所，使厕所的清洗保洁工作难度大在减轻，也让市民大众耳目一新。

    在成批建造硬质地面的水冲式公厕的同时，考虑到部分男性公民的需要，也为提高公厕坑位的使用频率、减少公厕的建设成本，两租界当局又在人群密集地段，如码头侧旁、弄堂门口、集市场边、车辆站点建造了大批“简易厕所”，供人们“简易方便”，颇受市民欢迎，也减轻了市政当局的经费压力。

    上海两租界在公共厕所建设方面所进行的“竞赛”收到了出奇的效果，使租界的环境卫生和文明程度大为改观。清政府地方官员坐不住了，终于也出面鼓励地方士绅筹资，于1909年在华界建起了一座“公坑”。这也可说是中国人自己出资、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的座现代意义的公共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