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雕版印刷刻本的样式主要采用卷子式、折子式和方册本3种样式。其中，早期刻本主要采取卷子式样式，后期刻本则采用折子式和方册本这两种装祯样式。例如，明《嘉兴藏》采用了方册本，而清《龙藏》则采用了折子式。但是，作为单行本，就便于流通而言，还是方册本比较方便，所以，杨仁山居士从这个角度出发，采用了方册本的样式来刻印、流通佛经。”肖永明说，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拟将全部大藏经刻印成单行本流通，使普通信众都能很方便地读到佛经。基于这样的理念，金陵刻经处，从佛经底本的搜求、选择及其编辑、校勘，到刻印的各个环节，都力求精审。杨仁山居士认为，佛教经书应区分为必刊、可刊、不刊3类，其中有“三不刻”：“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对于重要佛典，杨仁山居士则多方搜求。他通过日本佛学家南条文雄，陆续从日本寻回300多种在我国国内久已失传的隋唐古德注疏，其中包括《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策略》等。对这些重要的佛教典籍，杨仁山居士亲自进行校勘整理，然后再付诸刻印。由于金陵刻经处刻本选本严格、校勘精审、刻印考究，佛教界称之为“金陵本”，为佛经流通中的善本。四川藏经雕刻,成都寺庙经文雕刻

       “金陵刻经处除了刻印、流通大量佛教经典外，还刻印了多种佛教图像流通。这些图像兼具宗教性、艺术性和文物性，充分体现了我国佛教绘画与木刻艺术的神妙，是不可多得的精品。”肖永明告诉记者，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佛经、图像，受到佛教界乃至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和称许，影响广泛。至杨仁山居士1911年逝世前，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了佛教经典百余万卷，刻印佛教图像十余万张，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四川藏经雕刻,成都寺庙经文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