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人民币来讲历史？“人民币可以带我们穿越历史，看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反之，我们对战争、危机和变革所持的态度，又决定了她的设计，塑造了她的基因。”《人民币》总导演吴飞跃这样解释他的创作思路，“1948年，当董必武拿着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去请示时，毛泽东说：‘不能上我的头像。钞票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是党的主席，还不是政府的主席。’最终，取代开国头像登上套人民币的，是人民的形象。”

这部有关全世界1/5的人每天都在使用的货币的电视纪录片，鲜有冰冷的金融术语，更多讲述的是手拿货币的“人民”与人民币的故事，展现了新中国发行五套人民币期间，人民与国家共同走过的艰难历程。它8月下旬在SMG(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财经频道一经开播，便引来广泛反响，截稿前，它在各大视频网站上的点击率已近千万。鲜活的个体故事，让不少观众看后，感慨中国60多年间恍若隔世的变化，有年轻网友评论：“终于知道那时候人们结婚为什么不笑了，原来1960年代照结婚照是不准笑的。”

“其实观众看到的是第二版，版我们做了9个月，但是专业性太强，故事性太弱，被我们自己给否决了！”该片总导演、总撰稿兼制片人吴飞跃近日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说，“最终我们关注的是每个历史时期使用人民币的这些‘人民’。”他认为这样的表达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也许能传递一些正能量，“年轻人经常在抱怨，也特别喜欢拿中国去和其他国家比较，对国家这儿看不惯，那儿也看不惯。如果大家能静下心去了解一下历史，理清楚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前人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也许就能更客观、更理智、更包容地去看待今天我们碰到的种种问题，也能更积极地去思考未来。”

“老百姓的积蓄更多

国家财力才会更强大”

东方早报：会有新瓶装旧酒的感觉吗？我们看标题是“人民币”，但事实上还是我们所熟知的新中国的发展历史。

吴飞跃：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是标题党(笑)，但这不表示有标题就没有内容，人民币1948年就诞生，她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后来也完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她与每一个中国人始终都紧密相连，借用我们采访嘉宾、画家石村的一句话，人民币的命运，其实就是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是国家的命运。所以，通过人民币的视角、以人民币为线索去还原新中国的发展历史，这个思路一定是成立的。

当然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也会经常跑偏(笑)。我们不断努力把一个个“人民币”的故事落在人民的命运上，落在国运上，通过这样一部纪录片，去印证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人民是国家的基石，人民币是家事，亦是国事。

东方早报：你更看重的是哪部分的呈现？

吴飞跃：最重要的还是这部作品所承载的思想，这是我们这部纪录片的魂。就像你说的，这段历史是大家所熟知的历史，那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再来重新梳理一遍，为什么？我们想表达什么？我们有什么新的认识？这个问题想明白了，我们筛选故事、筛选采访内容、撰写文稿、拍摄画面甚至是选择每一个资料镜头时，也就有了一把标尺了。

另外，因为我们这部作品有一定的特殊性，是要通过“人民币”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历史，等于说这是一个规定动作，以前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所以操作起来还比较难。我们要求每集的主题一定要清晰，都必须浓缩成简短的一句话，所有的内容都要对照着来，决不能偏离主题。比如，在第四集《会飞的人民币》中，我们要表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是怎么回归老百姓口袋的”。这里我想说个小故事，哈尔滨有一个国营企业叫哈尔滨电表仪器厂，1978年的时候，业绩非常好，就给下面的一个合金车间发了一笔500元的奖金，谁知两个月之后，这笔奖金居然没有分下去，原因竟然是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分，有的人还害怕，怕谁分得多最后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后来《人民日报》还发起了一场全国人民的大讨论，讨论这笔奖金该怎么分。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但是后来没有放进成片，而换的是李嘉诚回故乡的那个故事。因为这个奖金的故事说着说着就会往人民币的分配上面去，它的重点是一个分配的问题，跟我们最初的设想还不是100%一致。类似这样的遗憾还有很多，但没有当初的种种遗憾，也就没有今天的这部作品了。

东方早报：除了货币功能、历史承载，人民币还能表达什么？

吴飞跃：64年人民币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在货币方面的实践一直谈到今天。画家石村说：“人与人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就是人民币。”我们相信她(指人民币)，才能有一种健康的货币，才能使整个社会得以运转起来。除了这些表象的作用以外，我认为很重要的表达是，她还能够给你带来自由和平等。

计划经济时代，当人民币的功能被束缚住的时候，什么都凭票购买，你有票而我没有票，我们在购买某些物品时自然就不是平等的；我们没有全国粮票就去不了外地，我们是不自由的。现在，你我手中的货币是健康的货币，人们的自由度就提高了，相对也更平等了。当然，人民币还会延伸出更多的问题，比如民富与国富的关系。过去常常讲“大河有水小河满”，但这明显是违反规律的，现在应该倒过来说，即“小河有水大河满”。只有老百姓物质积蓄更多，国家的财力才会跟着强大。

“人民在巨变中

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

东方早报：对于计划经济的那段历史，片中做了客观的陈述，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有深刻的批判，尤其是第二集。当初对于这一集内容是如何定位的？

吴飞跃：一谈到计划经济，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计划经济是个坏东西，因为那个阶段，中国人民的确过得非常艰苦，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什么事情都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买什么都要凭票购买，甚至有了票还要排队。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过于简单的、二元化的评判，就认为建国之初的计划经济是个坏东西。

但我认为历史不应该只有单纯的善恶之分。我引用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老师在采访中的一句话，他说，“也许若干年以后人家看我们这段的时候，也发现，你也有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搞呢？但我们作为当局者可能往往是迷的，自己没有看清这个问题，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历史研究本身不是去指责前人，你到底对还是不对，更多的是从你那里面我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所以我们一定要客观地发问，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采取计划经济？不采取又会怎么样？它怎么一步步演变到大跃进、困难时期？你会发现它的确是有两面性。因为建国初期底子太薄弱，物资的确匮乏，如果不考虑平均分配，有钱的人占有过?嗟奈镒剩嗟摹⒚磺娜艘残砭鸵鏊馈５硪环矫妫颐且惨铀吹奈侍狻?/span>

去年做版的时候，我们也讲过票证，说过票证是怎么来的，创作总监康健宁看完之后很生气，当时我还不太清楚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看到受访者的状态不对，很多采访对象在回忆起票证时都是带着好玩儿的心态，而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康健宁认为，事实上真正留在老百姓心里的“票证”回忆是极其苦涩的，并不是像现在有些人谈起来这样戏谑，他认为应该重新去认识票证，只有了解真实的历史，触碰到真实的历史，才有可能如实地还原它。

后来我们找到了那个“票证”的故事，很有代表性。这个故事原是河南《大河报》征文征来的。看到这个故事，我们都觉得非常好，于是把它放在《受困的人民币》那一集。郎永生的母亲几十年积攒的人民币都不舍得花，全都换成一捆捆的粮票，当成遗产在临终时交给孩子。她的孩子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母亲的心理显然是受到了那个扭曲时代的深刻影响。最终，这包饱含着母爱的粮票在母亲过世后几个月就变成废纸了，因为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会感受到，为了这样的变化，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惨痛的！但人民与人民币一样，虽然受困，却从未放弃希望。

“第三套人民币

影响最深远”

东方早报：你认为哪套人民币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意义最深远？

吴飞跃：我不是专家，只能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可能是第三套人民币吧。因为她算是当时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印制的套人民币，之前的第二套有部分还是请苏联帮我们代为印制的。她流通的时间是最长的，有38年，从1962年开始，到2000年，基本上完整地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变化的全过程。

你看其中的贰角券，有武汉长江大桥的图案，这就是当年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承载物。包括拾元券“大团结”这样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它不仅是一张纸币，它承载了太多人民对它的一种感情。我举个例子，1978年，中国人用的是第三套人民币，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这套人民币扮演着极其矛盾的角色。在日常生活里，人民币被视若珍宝，老百姓即使是支付几分钱也会反复权衡，毕竟，人民币是那么来之不易；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里，人民币极少出现在公开场合的谈话中，因为那时候是“谈钱色变”，很容易跟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后来，社会开始发生变化了。人们可以对钱有欲望了，可以公开谈钱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增长，背后是什么东西在支撑？就是人的欲望。所以有人说的不错，“有乐观欲望就想赚钱来换取，满足这个愿望，你就要劳动，所以使得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勤劳，而勤劳的动力就是对钱的欲望。”当年的这些改变，不是人民币自身的改变，而是我们对人民币态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意义深远。

东方早报：人民币收藏也是一个相对热点的话题，为什么没有把它纳入纪录片内容？包括在片中细致地回顾一下各个时期的人民币。

吴飞跃：没错，人民币收藏这部分，老百姓肯定会感兴趣，知识点、兴趣点会很丰富，但还是有些偏离最初我们定下的目标。当然，我们也提到了一点点，比如在第二集的结尾处，我们着重说了那个“大黑拾”(第三套拾元券)，大家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些触动，有些感慨。事实上，每一张人民币认真去讲的话，都有故事，像武汉长江大桥、拖拉机手，这些内容以前也经常被报道。我还是想从海量的故事素材中找到与我们主题最贴近的，当然有些内容就会忍痛舍弃了。

“用鲜血润滑机器”

上海印绸厂是一家老牌国营企业，计划经济年代，厂长只是计划的执行者，厂长陈德纯对于原料和产品没有支配权，连盖个厕所都要请上级审批。印绸厂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丝绸边角料，这些东西通常都被作为废料以十几元一吨的价钱卖给废品公司。陈德纯觉得非常可惜，于是他组织人员把丝绸边角料拼接成精美手绢卖给外国人，定价10元的手绢一个月就卖出了300多条，印绸厂获利1000多元。陈德纯把这些人民币作为奖金，一部分奖励用额外时间生产手绢的工人，另一部分奖励超额完成计划生产任务的人。

不久，陈德纯私自安排生产销售的行为被举报到了上级。巨大的压力下，陈德纯没有退缩，就在即将被带走审查的时候，他向全厂职工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大声呼吁：要用鲜血做润滑剂，使锈蚀的机器能够转动起来，无论如何，血总是热的。

陈志雄的烂鱼塘

1978年11月28日傍晚，广东省肇庆地区高要县的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社员陈志雄来到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家，想要以1000元人民币承包村南边的8亩鱼塘。在30年前，这件今天看来平常的事情足以让陈志雄拿出誓死的决心，因为这是破坏制度的大事。尽管陈志雄执意要承包的鱼塘被当地人称为“烂塘”，不仅常年入不敷出还要占用人力看管。

为了说服梁新，陈志雄拿出小心收好的一张《人民日报》，指出上面一则报道：广西的一个地方将集体的猪分给社员家庭饲养，每个家庭可以“交售一头，还可自宰一头”，自宰的这一头可以归社员所有，卖了钱也可以归自己所有。1979年4月，梁新终于下定决心支持陈志雄，陈志雄承诺每年上交给集体1700元人民币，顺利承包了这片鱼塘。陈志雄承包鱼塘不到40天，就凭借娴熟的养鱼技巧和经商头脑，挣到了2700元。

宗福先的“三十六条腿”

1978年，批判“文革”的话剧《于无声处》受到表彰，一个月前还在担心因此坐牢的业余编剧宗福先得到了1000元奖金，当时他的月工资只有39元6角6分，他拿着这笔巨款办了10桌婚宴，买了“三十六条腿”。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上海，如果没有“三十六条腿”，谁也别想把姑娘娶进门，男方要置办大床和配套的床头柜，还有五斗柜、大衣柜等，加起来至少要凑足三十六条腿。

没有笑容的结婚照

上世纪70年代，上海仪表厂的一位女工，月收入46元，省吃俭用好几个月，决定到当时最贵的王开照相馆拍套结婚照。那时候拍一套结婚照要5块钱，而摄影师却对小两口说：“不许笑！你们是革命的夫妻，为了革命走到一起，你们不知道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你们还笑得出来！”于是这宝贵的5元钱换来的却是一套没有笑容、单调的结婚照。

中国私企人

1980年代初，大连一家小小的私人照相馆里，一位外商找上门来，想与照相馆的老板姜维开展合作。眼看一笔投资从天而降，姜维却发现自己被一条无可撼动的规定死死捆绑：个人不允许同外商合作！千载难逢的机会被政策阻挡，姜维没有放弃，他要去北京“找政策”，辗转两个月，他终于找到时任国家工商局局长的任仲林。

姜维并不知道，自己要开办的私营企业，已经近30年没有出现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了，姜维竟想凭一己之力改写历史，谈何容易？就在姜维打算放弃、离开北京的时候，他的住处突然来了一位客人，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1984年11月9日，中央经贸部通知姜维，经国务院特批，他可以开办私营公司，予以发放经营牌照。日后，姜维才知道，在各部门争论不休、僵持不下的时候，是胡耀邦的一句“让他试一下嘛”最终定夺，使姜维成为了中国私企人。而对中国千千万万日后从事私营经济的人来说，姜维的这张执照无疑是对他们所拥有权利的合法化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