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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的品牌故事
发布日期：2011-07-16

牵手铃木：合资旅途显长安自主“本色” 　　一代代的长安人，为中国工业树立下了自强不息、自主创新的本色。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长安领行业之先，开启与日本铃木的合资事业中，长安人依然以自主“本色”为中国汽车工业挣足脸面。　　20世纪80年代初，长安从广州买了两辆铃木轻卡。原本打算对整车进行全部测绘之后就开始仿制，但是长安人惊奇地发现，日本车的技术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于是，长安决定引进日本铃木公司的产品和技术。　　在与日本铃木初步接洽之后，面对日方代表不屑一顾的怀疑眼神，长安人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汽车技术取得提升的必要性。长安人暗中发誓，一定要先以自身的实力研制出优异的产品，以为国争光。“虽然与铃木的技术水平相差无比悬殊，无论如何要先把样车造出来。” 　　次谈判后，长安人得知，当时做汽车具有三个难点：是发动机、仪表盘和驾驶室。为了攻克这三个难关，长安汽车的技术员工咬牙上前，决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当时长安技术员手头上的依据只有那两辆车的测绘图纸，驾驶室的外壳加工难度很大。于是，长安请了重庆汽车修理3403厂员工用手工敲出来。而的难点仪表盘则只能由自己加工。加工仪表盘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足够大承受力的机床，只好让吊车把加工件的一边吊起以减轻重量，再把加工件的另一边放在机床上加工。长安人早期的造车之路可以说充满艰辛和苦涩。　　阳光总在风雨后。距离次谈判仅仅8个月后，长安人就把两台组装好的小卡车开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其中一台车的发动机是日本原装的，但其他零部件都是中国的；而第二台车发动机是中国的，其他零部件是日本的。当前来谈判的日方代表看到这两辆车，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两辆自主研发车型的现身，不仅让铃木对长安刮目相看，也增加了长安与对方合作的信心和谈判的筹码。1984年，长安和日本铃木公司正式签订了技贸合作协定书，进行微车和发动机项目的合作，开始生产“长安”牌系列微车。　　“你有你的特点，我也有我的优势。到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长安在中国微型车市场占1/3份额，但由于国产化率高，却可以连续几年获得80%的微型车行业利润。”时刻保持清醒的长安人，在进行合资事业过程中，以坚定不移的自主精神，为自身的合资之路开启了一道“通途”。　　与汽车结缘：中国辆吉普“长安造” 　　长安与汽车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无论是在21世纪，以高昂的斗志冲击国际，还是追溯到五六十年代“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时代，长安进军汽车行业自有为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渊源。中国辆吉普车在长安诞生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1959年的国庆10周年阅兵中，天安门城楼前的每一个受阅方队的领队车，即是由长安汽车的前身——456厂研制出的中国辆“长江牌”吉普车。威武的外形、稳健的步伐、豪迈的气势，“长江牌”吉普车与人民军队一起，见证了建国后的种种历史风云。长安汽车在50年代便拥有了开发吉普车的造车技术，也令当时的中国工业界震惊。　　回顾辆吉普的造车过程，不知令多少长安人为之感慨。1957年，重庆军工厂要求下开始试制国内辆军用吉普车。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长安的研发人员自然明白“军令如山”的含义。长达几个月的超负荷工作，齐心协力地共同研发，日夜兼程进行全方位对比，1958年的春夏之交，辆样车终于驶出长安的大门。　　辆吉普，也是辆汽车，“长江牌”承担起国家汽车工业的先锋官重任。重1150公斤，载重量440公斤，乘员6人；同时有4缸4冲程气化器式水冷发动机，排量2199毫升；时速115公里，100公里油耗13.7升，爬坡度30度。“长江牌”吉普的各项汽车数据，可以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画册上，填补了多项的空白。　　而能参与进入国家多顶重要政治场合中，“长江牌”吉普坚不可摧的优异品质是首要保证。在批量生产前，长安对样车进行了2.5万公里道路实验，以实践验证汽车质量，这在国内汽车工业中也当属首例。当年所生产的38辆吉普，也如愿驶入天安门广场，成为10周年国庆阅兵中一道闪亮的颜色。　　直至1963年为止，“长江牌”46型吉普车累计生产1390辆。其中的绝大部分装备于人民解放军各大部队中，为中国军队保驾护航。1963年底，受上级指示，长安将自己研制的该型车的图纸资料完全交付了筹建完毕的北京吉普车厂，为北京吉普成为一代名车奠定了较高的起点。　　尽管就此结束了历史使命，但长安研制的“长江牌”46型吉普车，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长安在改革开放后的汽车生产上大踏步的前进奠定了基础。今日之长安，尽管已从军用汽车中转身，在民用汽车中不断取得骄人成就。然而，揽昨日之辉煌，辆吉普的诞生，仍然给了无数长安人不竭的动力。　　长安：滚动在工业历史年轮的前端荣享中国近代工业多项荣耀的长安，自诞生之日起就和民族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　　长安是中国最早放眼看世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国有企业。　　长安也是中国个近代兵工厂，是晚清政府建立的29个近代兵工厂中整体保存到现在的企业。　　至今，长安的兵器博物馆里，仍陈列着长安任“董事长”李鸿章的照片，而旁边的“总经理”则是一位洋人——英国人马格里。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又是中国历史最早的合资企业。　　1862年，位居晚清权臣位置的李鸿章，给执掌总理衙门的改革派代表恭亲王奕欣，写了一封对近代中国工业有深远影响的长信。洋洋洒洒的三千字中，他详细介绍了欧美各国的工业发展情况，解析出列强“船坚炮利”的种种源头，令奕欣大为感动。　　年末，他在上海设立的三所洋炮局正式开工。其中位于松江一座庙宇中的上海洋炮局，即是长安的前身，由时任淮军教习的英国人马格里主持。　　马格里向李鸿章建议，中国应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然而，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军火工业基础的情况下，李鸿章也感到无从下手，于是马格里毛遂自荐，带领工匠，以手工方式进行试制。　　马格里采用土法，用粘土自造了一个熔化炉，使用简陋的工具和设备造出了一些炮弹、药引、炮门纸管自来火。经过试用，证明质量尚可。李鸿章遂授权马格里雇用50名工人，在淞江县的一个庙宇里筹建上海洋炮局。长安也开始了中国近代工业最早的一次自主创新。　　在此之前，洋务派代表曾国藩牵头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实施“全用汉人，未雇洋将”的政策，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工生产。与之相比下，李鸿章所创建的上海洋炮局，是真正敢于开放、致力创新的近代军事工业。　　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将上海洋炮局迁至南京雨花台，扩建为金陵制造局。从此，金陵在李鸿章荫护下开始走上了振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历史舞台。　　1884年,金陵制造局次制造出可移动的车轮式37mm、2磅后膛炮。在中法战争中，金陵制造局生产的这种后膛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金陵制造局随后又制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枪”——抬枪。这也成为当时中国所独创、在世界各国都没有的武器。　　随着世事的变迁，虽先后经上海、苏州、南京再迁移至重庆，长安始终以勇于创新、勇于担当、改革开放的民族企业特性，马为中国近代工业“万马齐喑”中的几点亮色之一。长安，就如这样，在中国近代工业的一次次突破中成长,驱动着中国工业历史的“年轮”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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