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地方公路“三乱”现象丛生，媒体推算公路一年罚款2700亿元。27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中国的银行工商银行2011年的盈利是2048亿元（据12月26日央视报道）。

　　媒体把公路年度罚款与银行的年利润相对比，既能体现罚款数量极多，又能让公众对罚款产生更直观的痛感。也许，舆论针对公路每年2700亿元的天价罚款，会把矛头指向罚款经济。可以说，国家治理“公路三乱”和超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但是越治越超，这其中固然与“以罚代管”的治理模式有关，而更为重要的是，与超载背后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密切相连。

　　现在，物流成本“超载”比起大货车超载货物严重得多。有人曾统计过：一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至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

　　并且，随着去年7月1日《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实施，我国整个物流成本还会呈直线上升。按照新标准，国内绝大多数的货车大都不符合要求，现在的办法就是改造更换货柜箱，改造带来的成本必定要转移到运价上，下一轮的涨价很难避免。据权威人士估算，整个公路运输成本至少上涨20%到30%。

　　显然，每年2700亿元公路罚款的出现，表象是司机超载以及一些执法者随意执法，实际上“主犯”是畸高的物流成本。物流成本的“超载”，不仅严重推高商品的价格，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让我国治超行动陷入“越治越超”的怪圈。

　　好在国家层面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务院自去年6月起决定从税收、土地政策、降低过路过桥收费和加大物流业投入等8个方面着手，对我国的物流成本进行“治超”。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推动物流业发展的8项配套措施，被业界称为物流业的“国八条”。当然，要想治理物流成本虚高，国家唯有出给力的重拳才能见成效。一方面，对不符合法律的物流制度，比如二级公路收费站，绝不能再设时间表，应立即取消，又如有关物流的减税政策应尽快出台；另一方面，对落实政策不力的地方政府和执法人员，实行严厉的问责制度。唯此，才能给物流企业减轻负担，也才能遏制我国经济“超载前行”。

　　颇感欣慰的是，今年8月份，在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中拟研究把客货运车辆严重超载、超速等行为列入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并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希望随着超载入刑，“罚款经济”也能寿终正寝，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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