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对汉文文体的影响

       古代的简牍文字载体对古代的文体文风也有影响。上自商代的甲骨卜辞，下至清末民初的文书，中国传统的书面语都是文言文，形成了口语与书面语不一致的文化现象。导致中国言文分离的原因，历代学者作过不少探讨，鲁迅在《门外文谈》里就指出过，中国文字符号繁多，结构复杂，不便书写记录，迫使尽可能少用字又要表达出意思，这是文言文成因的一个方面。笔者进而认为，在汉字初创的古代无论竹简木牍、陶片、甲骨、钟鼎彝器，其可供书写记录的面积都极为有限，要在这种面积和字数受限的情况下表达意思，只有“浓缩”文字，尽可能少用字，这是造成言文分离的又一技术性、操作性原因。类似的行文字数受到限制的事，甚至直到在十几年前的当代作家在作品定稿誊清后，特别是在铅字排版之后或制成纸型之后，若还需要修改文字内容时，也有一种尽量少改动篇幅，尽量少改变字数的技术性心态。改动太大，誊清的定稿或排成的版面就得重新大调整。这种受限行文的心态和远古时代字数受限的行文心态，应当有相似之处；在字数受限心态下的行文，必然只能捡最紧要的字来写，却不一定能把作者的主观意思自然地、全面地表达出来。上文堤到的“韦编三绝”，究竟是纬编（韦字是伟、围、纬等一组字的初文），还是因为《考工记》里有韦氏鞣革而推定“韦编”就是“熟皮绳”，或者确实就是熟皮绳（但考古发掘中至今并无这种皮绳韦编的发现），原文过于简略，后世只好见仁见智；但是，“韦编三绝”这四个字却把“孔老夫子曾反复翻读,以至于三次磨断了《易经》简册的编绳”这一主要意思表达清楚了。文言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色，凝结并浓缩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浩如烟海的文言文典籍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在文言文文体的后面，居然可能找到竹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