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空间里，墙标志着内和外等空间上的关系，在社会中则是户口这一国家登记制度决定着群体属性。

随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制度已变得越来越宽松。其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所谓流动工人涌入中国的大城市。在北京没有户口的居民人数估计为400万，相当于其1600万总居民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因为户口登记与获得教育和社会福利相联系，没有户籍就等于被排除在社会和社会福利之外。

在这个背景之下，首先是那些流动短工占据了北京为数众多的中间地带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最不被城市接纳的居民，使用的正是那些空间意义上也不被接纳的地方。这种非正式占据的主要动力大多只是为了单纯的经济上的生存。

与此相反，拥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对城市区域的非正式占据非常少见，而且经常是用来做例如跳舞、遛鸟、打太极、练书法或者打麻将等休闲活动的场地。与德国往往是青少年占据公共空间的情形不同的是，这里占据这些空间的多是退休人员，他们是社会中惟一拥有足够多空闲时间的人群。

不同的非正式占据方式的并存，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导致相互间的压制，而更多的是促进了互补。在空间的占用上人们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策略。有些使用者，例如街边的煎饼小贩会以一种时间上精密协调的顺序出现，而超市的停车场往往在清早的时候用来练太极，晚上用来跳舞。自行车修理工常常是在偏僻的地方独享他的“垄断”，而水果小贩在最热闹的地方成群结队，这也可以使他们更容易逃脱警察的监控。

通过整个非正式占据过程产生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灵活而互补的自我组织体系，一个紧密的货物与服务的供应网络，这个体系对城市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正是这些地方把原来构成城市的各自封闭的单元，结合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它们是城市的粘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