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货运部 毛海伟

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设发生在20世纪初叶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是僻居西北、地瘠民穷的甘肃与西方人在自主、自愿前提下的次成功合作；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设材料，包括一个铆钉一根铁条乃至建成后刷铁桥用的油漆，都是在当时国内极其落后的运输条件下从德国辗转万里运至兰州的；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设是德、美两国工程师、华洋工匠与甘肃各界通力合作的结晶；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成一举结束了黄河上游千百年来没有性桥梁通行的历史……

　　20世纪初叶，走过了500年的镇远浮桥终于要和金城兰州人告别了，僻居甘肃兰州的一批官员壮志满怀，欲建前人未竟之功——修建铁桥，一时间议论纷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九，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报告说已经与德商泰来洋行在1906年9月11日签订了修建黄河铁桥的合同。而此时，不但合同已签，建桥所需要的料件也已在转送兰州的途中，升允的奏章显然有些先斩后奏的意味。

　　按照晚清的文书运转制度，官员欲办某事，须先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办理到一定程度，如果证明不可行，则停止办理；如确实可行，则上报上级机关或朝廷。如此看来，自认为“赋性迂谨，凡事未经办妥，不敢遽以上读宸聪”的升允，并非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他对建造黄河铁桥一事已有了十足的把握。

　　兰州历来是东西交通要冲，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必经之途，穿城而过的黄河则是横亘在兰州这一交通枢纽之上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民间曾有“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的歌谣。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都曾因军事需要在兰州黄河段修建过浮桥，但都很快被拆或被毁了。直到洪武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才在现在中山桥的位置上兴建了的镇远浮桥。据明人徐兰的《河桥记》记载，杨廉在黄河之上造大船28艘，以3艘备用，将25艘用绳锁连接，船下以石鳖固定，船上加盖木板、栏杆，并在桥南北两岸各树一根大铁柱和六根木柱，以铁链将浮桥固定。整座浮桥“随波升降，帖若坦途”。此后500多年间，用以构筑浮桥的船数和用以固定的铁柱与木柱数虽有变化，但镇远浮桥却以其扼守要津的重要地位，被誉为“天下桥”。现在仍矗立在铁桥南岸的将军铁柱正是镇远浮桥500年兴衰史的见证。

　　但是镇远浮桥并非坚固安全，遇到大洪水和冰棱，常常会发生桥毁人亡的惨剧。而且，冬季黄河封冻，浮桥必须拆除，车马均由冰上通行。冬春之交冰将消未消之时，经常有人畜因冰裂落水而亡。春天冰融之后，又需重建浮桥，所费甚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光绪初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就有过修建铁桥之议，但因为洋人出价太高而作罢。进入20世纪，走向末路的清廷开始实行新政，鼓励洋务。升允到任后不久，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立了甘肃洋务总局，由兰州道彭英甲兼洋务总局总办。正是洋务的兴起，为建设黄河铁桥提供了历史契机。

　　升允敏锐地意识到“外人奇技巧思”正可以“宜民利用”，于是他决定借助外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来实施他的建桥计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德商天津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正好游历至甘肃，双方一经接触，立即达成了合作的意向，桥价十六万五千两，不足左宗棠时的三分之一。天时、地利、人和，一切冥冥中如有天助，僻居西部的兰州注定要在20世纪初叶、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完成一件惊世伟业。

　　但反对意见随之而来。

　　1906年5月初，甘肃洋务总局彭英甲等与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就包修兰州黄河铁桥一事拟定了初步的合作合同，代理兰州府傅秉鉴随即给升允上了一道条陈，请求对包修合同中的一些地方进行“考究”。升允看了条陈后，为表示慎重，同意与洋商就有关问题继续进行磋商，但同时他也强调，“不宜偏执己见，故破成议。”为了解除傅秉鉴等人和中方的疑虑，喀佑斯决定请工程师进行实际勘测，合同因此暂缓订立。很快，工程师的勘测结果出来了，德方认为“黄河水性，虽云湍急，若如所议章程架修铁桥，甘愿保固八十年”。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一，甘肃洋务总局与德国泰来洋行正式签订黄河铁桥包修合同，黄河铁桥的各项建设筹备工作全面展开，但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因此停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二，庄浪县举人牛献珠致禀彭英甲，请求停修黄河铁桥。他认为“以千年旧有之桥，易木为铁，事少实际，徒饰美观，甚非瘠省所宜有也”。他还列举了修建黄河铁桥在发生战争时的六大弊端。彭英甲对牛献珠的观点予以坚决回击，认为建桥正当时宜，刻不容缓。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二十一，来自朝廷的朱批传达到了甘肃：“该部知道。钦此。”至此，黄河铁桥的建设工程正式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在从天津到兰州的数千里路途上，一条由火车、骡马组成的运输长龙，翻山跃岭，风餐露宿，历时近两年，终于将全部桥料一站站转运至兰州……

　　铁桥桥料全部由德国海运至天津，再由天津经北京、郑州、西安转运至兰州，以郑州为界，前一段有火车，后一段不通火车，所有桥料必须由畜力大车拉运。洋务总局事先在天津、郑州、西安设立了三个桥料转运点，同时选派干吏和护勇前往转运点接收运送桥料。桥料运输次序事先都做了精心而周密的安排，要求按照施工的先后顺序依次运送，这样，桥料源源而至，铁桥次第施工，保证了工程进度。

　　天津追讨多缴的运费驻津运料委员是张钟骏，他要做的是按照泰来洋行提供的到货明细单，在码头点收后，租存至码头附近，再租车运至天津火车站，由火车运至北京丰台火车站，卸货倒车待运郑州。在此期间，为防止水泥受潮，还需购置数百面苇席和一些垫木，苫护桶装的水泥。事情并不复杂，但与对方交涉沟通却颇费心力，“日与洋人相辩难，心神交瘁。”为了节约经费，张钟骏请升允致电驻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询问子口税是否可以免除。袁世凯回电称：“甘肃铁桥料件，情事相同，除完进口正税外，运入内地，照新章仍应完子口税。”并没有给甘肃桥料进口免税开绿灯。

　　批500吨洋灰运往郑州后，张钟骏发现按当时的货运章程，货物装载量达500吨以上的按专车对待，半价收费，显然北京铁路总局多收了一半的运费。张钟骏即“驰赴北京铁路总局，面谒法国总办”，经过多次交涉，才追回退价银2520两(折合道胜银票3000元)。

　　从郑州始，最艰难的转运历程开始了。

　　1907年8月初，桥料在郑州装车，车上插着黄旗，由护勇开始押解向西安行进。前两个月还算顺利，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光绪三十三(1907年)十一月初二，郑州转料委员麦方А㈥氨文致禀彭英甲，称“连阴雨久，道路泥泞，不堪闻问。洛阳之西，新安、渑池、陕州，道经谷水镇、张茅、硖石、观音堂，数处崎岖，素号羊肠，遇兹雨雪，艰逾蜀道。所发之车，前后几近两月之久，目下到陕者仅有十分之五。”车家怨声四起，桥料运送十分迟缓。

　　10月初，雨雪渐霁，道路相继开通，所有车辆又复逶迤西进。但是十月中下旬，连降三天雨雪，洛阳一带路面变成泥塘，重车寸步难行，车家叫苦不迭。中间还发生了车毁人亡的事故。

　　自天津运抵郑州的第三批桥料，大都是些笨重超长之物，马车根本无法装运。接料委员与泰来洋行磋商，拟将一些大件拆开搬运。泰来洋行以拆卸会影响施工质量，“不能担保固80年之责任”要挟，拆卸之议只得作罢。最后郑州委员多方寻找大车，才陆续将这批桥料启运。谁知，此时正逢盛夏酷暑，有许多运送桥料的骡马都热死累毙在路上了。

　　最难运的是超重超长的6件天气帽和9件天气筒，最初，麦方А㈥氨文请木匠特制了4辆超大型车用以装运。

　　最后由泰来洋行派技术人员来到郑州，用了半个多月，将这些特大件拆卸成零部小件，这批桥料才装运上路。

　　西安整顿转运秩序1907年7月18日，批1980桶洋灰运抵西安。驻西安接运料委员沈潮云、高镜寰联名致禀彭英甲，请求通知桥料所经的甘肃各州县，对进入甘肃境内的车辆，派兵接站护送到兰州。甘肃洋务总局随即通知平凉、静宁等沿途各县，规定：陕西境内，由驻陕委员招雇护勇押送；甘肃境内沿途州县，由选派的兵丁、干役协同县役、营兵小心照料，以防不虞。

　　随后，在西安至兰州的千余里路途上，一批批运载着洋灰、铁件的骡马大车逶迤而行。每一批都由数十辆大车组成，这些车分别来自好几个大帮，如王大帮、公大帮、乔大帮等。出发前，每辆车的车主姓名、所装货物名称及数量均被做了详细记载，所有的车上插上一面黄旗，作为标志。运输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有的车坏了，有的骡马累倒了，加之风雨雪霜，这些出行时整齐壮观的队伍，渐渐散了，乱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十一，委办平凉统捐田必嘉致禀彭英甲，称自西安到兰州的“两批车辆，均另搭有客人、货物。”同时由于“车辆一批分作数起，或前或后，入甘后营县会同护送，兵役往返维艰。”甘肃洋务总局随即致札西安桥料转运委员，要求以后发运料件，不准车夫私搭客货；每批车辆，务须联络而进，不准或前或后，对违规车夫将“从严惩办，绝不宽贷。”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初十，甘肃藩、臬二司和洋务总局联合向兰州以东各州县发出传牌，再次严令各州县，“遇有料车擅自分批，首尾紊乱者，由该地方官提案讯责，未始非惩一儆百之道。”经过艰苦努力，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十六，泰来洋行驻兰经理开列一个收条，“所运桥料均已收齐，批至第三十六批。”至此黄河铁桥历时近两年的长途运输终告结束。
河南郑州货运部 毛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