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于北京奥运会的燃料电池客车

    “这车能省不少油，而且污染物排放也少，差不多的价格买这个更合适”，小曹擦拭着自己新买的奇瑞混合动力车笑着说。“汽车是越来越先进了，听人说还有不吃‘油’的呢”，小曹的父亲、70多岁的曹大爷不禁感慨，当年连坐车都是一种，没想到现在能坐上这么好的车。如今，汽车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各种绿色经济的新能源汽车让人们应接不暇，而由此折射的则是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脚步。

    全国人民的“解放”

    1953年7月15日，汽车制造厂正式奠基，奠基石上面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的汽车工业。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一辆墨绿色的汽车从总装配线上开了下来，这就是新中国的辆汽车“解放”。24岁的陈光祖和它合了个影。

    “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从1953年开始发展的，但其实不是，1949年到1953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准备阶段，所以我们的汽车是和共和国同龄的”。今年77岁的陈光祖说，这位汽车元老见证了一汽建厂、“解放”“红旗”的诞生以及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

    他回忆道，早在1949年，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与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会商后确定，苏联援建的一批重点项目中包括一座现代化工厂。

    1950年2月，全国机械工业会议上决定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1951年2月，汽车厂厂址确定在长春西南孟家屯，代号为“652”。1952年12月，饶斌被任命为一汽厂长。时任哈尔滨市长的他在毛主席去苏联时曾接待过，因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问道：是不是那个白面书生，他厉害吗？大家回答：还可以，于是任命通过。

    自此，中国开始举全国之力建设一汽。1954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复员军人、干部、技工及大学毕业生被一列列火车拉到长春市，22岁的复旦大学毕业生陈光祖就是其中一员。兴奋、憧憬、激动……学管理的他或许想不到，这一去将把他的一生和汽车紧密相连。

    由于报到的人太多，陈光祖在“先到处看看玩一玩”的指示下逛了两个星期后，被派去附近的一个兵工厂拉毛坯。不久后，他被调到工地做记录员。随后，他又被分配到生产车间。

    没有任何技术基础的他跟着一个老工程师调试设备。所有的工艺卡片、工艺设计文件都是俄文的，而翻译又太少，车间里的大学生只好现学现卖自己来翻译，“我们每天早上学俄文，晚上学技术，进行设备的调试，对苏联专家也是连说带比划，似懂非懂地跟着干”，陈光祖回忆说。

    “那时候睡觉当‘团长’，就是冻得蜷起身来的意思；学习当‘连长’，得一刻不停地去学；吃饭当‘排长’，建设工地人太多了，食堂供不应求，因此大家都排着队去吃饭……”笑容在老人脸上流淌，曾经的艰辛刻下的都是浓甜的记忆。和陈光祖一样，一大批汽车人才在这里诞生。

    关于“红旗”的记忆

    1958年5月，中国的辆“东风”轿车在一汽诞生。虽然是苏联吉斯150的简单“克隆”，但依然让全国人民为之鼓舞。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开会就好了。“机械部副部长传达给我们，一下子我们就要赶紧做轿车”，陈光祖回忆说。

    1958年5月份，辆名为“东风”的轿车从一汽开到了中南海，“总结时，厂领导认为车里的空间太小了，中央领导人乘车不方便，于是决定试制‘红旗’”，陈光祖说。

    “把国外的汽车拆开，零件摆了一地，让各个车间来抢任务。”时任工具分厂毛坯车间团支部书记、青年突击队队长的陈光祖顺利地领到了个“圆形零部件”生产任务。

    当他小心翼翼地抱着零件回车间时，一位老工程师说：“这可要小心，弄不好会把汽车炸了”。经过仔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不锈钢液压零件，在八级焊工、铣工等人的通力合作下，一周就完成任务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自动变速箱的液压变扭器，是个高精度产品，之后我在通用等车间里看到他们的生产方法基本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用自动化激光焊接而已”，说到这，老人开心地笑了。

    而由此获得的“团干部”、“突击队长”，以及此后的“一汽功臣”等证书也被他当宝贝一样珍藏着。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到1个月时间内，一辆新的轿车诞生了，这就是日后成为中国汽车形象代表的“红旗”。

    同年6月，北京汽车厂附件厂试制成功井冈山牌轿车，同时工厂更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9月，上海汽车配件厂（上海汽车装修厂，后更名为上海汽车厂）试制成功辆凤凰牌轿车。

    “合资经营可以办”

    在陈光祖的记忆里，1953年到1978年，中国汽车工业特别是轿车工业在徘徊中发展。“合资经营可以办”——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七字批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奠定了未来30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道路。

    在相当长时间内，轿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品而与普通人无缘。“县团级坐吉普，地市级以上可以做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则是中央领导人的待遇，这主要是为了国家形象”，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陈一龙回忆说。到1978年，全国共生产汽车14.9万辆，其中轿车2640辆。

    转变源于邓小平的一个批示。

    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亲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第二汽车制造厂，在双方探讨重型卡车技术引进项目时，建议中国采用“中外合资”的形式来经营项目，邓小平在相关简报中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边，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

    其实，当美国人提出“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的思路时，刚度过十年浩劫的中国人不能甚至不敢去理解这种与资本家“联姻”的经营模式。

    因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七字批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83年5月5日，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的代表在“经营协议书”与“合资章程”上签字，中国家整车合资企业在首都诞生。

    1985年3月，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拍板的国内轿车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轿车工业的开端。

    这一阶段，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2003年，我国汽车生产量为444.3万辆，居世界第四。

    然而拿市场换技术日后却颇受争议。“不拿市场换技术人家根本不给你，桑塔纳是大众在巴西、南美那边销售的车，市场反应很不好，到中国来合作反而很受欢迎，汽车生产非常复杂，没人教你，苏联老大哥的轿车生产也不先进，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获得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陈一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