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企业所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生产物质产品来满足社会的需求，那么在企业文化咨询、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社会责任又是如何展现的呢？此文将为您一一作答。

商业人权时代联合国与跨国公司行动：

全球化时代公民社会力量的成长，环保运动、人权保护、消费者运动对经济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全球供应商遵守基本的守则，要求跨国公司承担更大的责任，与全球的NGO合作。有关资料表明。现已有100家跨国公司制定了供应商守则。

商业人权时代的来临，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经常会受到NGO组织的质疑。如生产的产品价格低，但由于雇佣童工，歧视妇女，员工健康损害、环境污染，不遵守东道国的法律，都有可能遭受抵制。美国耐克年销售额近百亿美元，全球生产，在中国就有几十人专门负责检查工厂环境保护等问题。联合国也正在推动全球跨国公司行动的社会责任。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已开始要求供应商必须按联合国的要求去做。美国与越南已签定协定，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国际责任。一些企业甚至成立了工厂人权委员会。预计将会有更多发展中国家步入此列。 

《京都议定书》也是联合国对公约国一份约束力强的国际公约，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制定的，已经有全球的185个国家的参与。在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京都议定书》。他被公认为是国际环境外交的里程碑，是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变暖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中国是缔约国之一，《京都议定书》对中国企业也是一个有制约力的国际文件。

企业生命力的社会化：

企业的行为文化最重要的体现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位上。做“企业公民”、“社会公民”、“世界公民”已经成为一些好企业的行为选择。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的“公民”，即需要有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评价、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等。企业的生命力体现在他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与互动结果上，企业生命力是否社会化成为一个企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电池大王”王传福，是比亚迪公司的创始人，从最初借来250万起家，滚到110个亿大雪球的时候开始进军连美国通用都放弃的电动汽车行业。对于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王传福志在必得，并铁了心:“我下半辈子就干汽车了！”在谈到财富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时，王传福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认为财富并不是一片厂房和一堆设备，财富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种责任。我们面对的有两万多员工，又是上市公司，买股票的是美国基金，他们要看你的增长，这是一种责任。面对这么多员工，让这么多员工致富，让我们的股价在比较高的位置，让我们的基金获得合理的回报，围绕这些责任必须要奋斗。财富的积累不能说不择手段，你要击败或者消灭你的竞争对手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也许有点残酷。这是财富的另外一面，可能有一些流血。

什么是社会的责任？我下半辈子想做电动汽车，沥尽心血想把电动汽车推向产业化。汽车的增长给社会带来环境问题、污染问题等等许多棘手问题。做电动车也是从环保主义出发，好好利用能源。中国汽车家庭化是必然的，从家电到手机都是大众化、普及化、家庭化。

中国有四到五亿家庭，今天中国汽车的保有量1600万，满足汽车的家庭化，中国哪有那么多油？2003年中国轿车增长78％，油的进口占到30％到40％，中国没有军事实力和野心可以控制阿拉伯控制伊拉克，不可能保证石油的安全问题。如果电动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能源问题就没有了。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做电动汽车是在扔钱，但为了社会责任我们一定要做。我们作为电池业的企业，我们不承担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我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希望对社会有所回报，这也是一种责任。因为我在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必须要对社会承担一种责任。日本竞争对手在流血但是我们的就业解决了，我们的税收解决了，去年我们个人的所得税就有1600万。我把企业做好了就能增加一定的就业机会，为国家减轻一些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