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注定是一个载入新中国历史的年份，建国60年的契机，不但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心气，更为所有人提供了集中回顾历史的机会。30年的改革开放、60年的新中国史乃至100年的沧桑巨变，回望的视野不断被拉长。而在这其中，造纸业作为整个发展史中的一个配角，却可以将目光放回到更远的东汉，湖南人蔡伦创造了令人骄傲的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这之后，造纸业如同一朵浪花，伴随中国历史的大浪走过了近2000年的时间。
而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造纸业的发展，惊喜地发现这朵1000多年来始终不见壮大的浪花，在刚刚过去的30年里，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浪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造纸业成为1958年“大跃进”时“赶英超美”狂想中较早实现的行业之一。而这一阶段的耗时之短，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证明一旦体制的枷锁被打破，中国人的进步将是极其迅速和不可阻挡的。
产量、消费量、品种、企业、技术、装备，无数的成就在数据的支撑下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曾经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也曾经令众多国人谈之色变的行业，如今已经真正成长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乍一看，这股力量的发力只有30年的历史，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来自更遥远的时期，并非一夜之间出现的“空中楼阁”。一些这个行业中老人的身影将在下面的阐述中时隐时现，他们将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新中国造纸业60年的轮回与涅槃。
2008年的经济危机，给了中国与世界拉近距离，重新起跑的机会。造纸行业也将在迎来顶峰和拐点后，继续向前探索发展。而这之后，前景是否广阔道路是否曲折我们都难以准确预测，孙中山先生临终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以及毛泽东主席在进北京之前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步”，都预示了历史赋予中国造纸人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前面所讲述的历史与经验，我们更倾向于总结教训而不是肯定成绩，因为太多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造纸业的发展不能再走回头路，重蹈覆辙只能带来灭亡，而我们期待的也将是涅槃重生后，凤凰坚定地展翅高飞……
1949年前的造纸工业
正如前面所讲的，造纸术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05年，蔡伦用树皮、麻头、鱼网等植物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制造的纸，即现代纸的渊源。而我们对新中国造纸工业发展的回顾，也将从解放前说起。
1919～1949年，中国的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其中1919年至1937年是机器造纸业发展较快的时期，全国兴建了数十个机器造纸厂，已能生产数种品类的纸张，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学习西方造纸技术的留学生为中国造纸业和造纸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解放前，中国造纸行业的格局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东北地区和台湾省接收的日本侵略者遗留下来的一批规模较大的纸浆厂和造纸厂，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以及内战爆发，这部分企业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由商人兴办的私营造纸厂，以江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企业为主;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办的军队手工纸厂。这些也直接构成了解放后中国造纸工业的基础。当时这些厂大多设计年产能不超过1万吨，以生产文化用纸、卷烟纸、粗糙钞票纸为主，主要用来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
1946年8月，结束了3年留美求学的余贻骥与几位同学一道辗转回国，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纸业生涯。一直到解放前，他先后在国民政府主管的辽宁制浆造纸公司下属的鸭绿江纸厂、安东纸厂、辽阳纸板厂、营口纸厂以及台湾省的台纸公司等考察或工作过，并在1948年担任天津造纸公司第二厂厂长时，亲历了天津的解放。
同样是1946年，林尚惠进入上海江南造纸厂工作，成为了这家当时号称国内私营纸厂号的一名技术人员。在这家私营造纸厂的学习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几个以生产钞票纸为主的手工造纸厂。问津所在的华中造纸厂就是这样一家“红色纸厂”，这段经历也为他以后50年的造纸人生掀开了篇章。
1949～1958年的造纸工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战争的国家满目苍夷、百废待兴，造纸业作为关系民生大计的重要行业也迎来了久违的发展机遇。
解放初期，东北造纸基地普遍存在技术人员奇缺、生产难以进行的局面，大部分技术岗位尤其是关键技术的人员仍然为战后留下的日本人，而中国当地的工人文化层次很低，只能承担简单而具体的体力工作。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以及实现工厂的全部中国化生产和管理，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造纸专业技术人才和刚刚毕业的学生进入东北各纸厂工作，1950年，38岁的余贻骥由天津造纸总厂调入东北造纸公司，分配到吉林石岘造纸厂;22岁的胡清泉1949年经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上海招聘团招聘到东北并分配到吉林造纸厂;20岁的顾民达在1950年经东北人民政府上海和江苏招聘团招聘并分配到东北开山屯造纸厂。在这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技术人员就取代了日本人掌握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机械师以及各车间工程师的岗位。在1953年，留守东北的日本技术人员几乎全部被遣送回国。
1949～1958年，国内造纸企业的经营发展，基本上是学习前苏联的生产技术和计划管理体制。尽管计划经济的体制限制了发展，在当时非常落后与不稳定的情况下，这样的学习与模仿对脆弱的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与支撑作用。
解放初期，前苏联承担了156项援建中国的项目，其中有一项制浆造纸企业的项目，根据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希望我国能在黑龙江上游新建一个利用东北的森林资源为原料的大型制浆造纸厂。余贻骥和杨伯钧就作为厂址考察员之一在黑龙江畔的多个地区进行考察，但考察队提出了在松花江畔选址的可能，他们的这一建议也最终获得了认可。1952年，在中国纸业发展史上留下多项荣誉和纪录的佳木斯纸厂，在苏联的帮助下在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市开始筹建，并于1957年成功投产。也是在此时，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28岁的胡宗渊由天津造纸总厂调到佳木斯纸厂工作。
应该说“一五”期间，整个造纸工业的发展还是非常稳定和科学的，依托东北的森林资源，东北造纸基地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当时全国大纸厂不多，除了东北4家外，关内还有一家芦苇亚硫酸镁盐法的天津造纸总厂和一家马尾松亚硫酸镁盐法的广州造纸厂。这六家造纸厂规模都在年产3万吨左右，是当时国内的“超级大国”。它们直属中央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领导，而且都是酸法制浆。而后来新建的佳木斯造纸厂，则是碱法制浆的代表，也可算是“超级大国”。随后，在国内许多老一辈造纸工作者的努力下，国内的制浆生产技术取得了重大发展，一批实用的技术和设备开始在东北乃至全国推广，各企业的产量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当时国内大部分钞票纸都是由前苏联负责生产供应，但后来国家发现苏联存在有多印瞒报的情况，便下决心要自己生产钞票纸。当时，造纸局生产钞票纸的决心非常大，时任造纸局副局长的梁成恭把全国很多专家都带到国营六Ο四厂(后更名为保定钞票纸厂)里搞试验、准备生产钞票纸工作，并许下豪言：“就算是天上的月亮，也要把它搞下来!”。胡清泉就是在那个时期由佳木斯纸厂调入国营六Ο四厂。当时厂里有二台东德进口的长网纸机，生产低面额钞票纸，一台自己设计制造的圆网纸机。后来经过不断地试验改造，终于在1962年，中国人生产出了张自己的钞票纸。
另外，“一五”期间前苏联的一些先进管理手段也间接推动了纸厂的快速发展，如实行超额奖励、计件工资制度、公认的定期考核制度以及奖罚并举的干部制度，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大跃进开始，一直稳步发展的造纸工业也在当时全国片面要求扩大生产的情况下开始做了许多不符合科学的蠢事情。1957年机制纸和纸板产量达到91.3万吨，比上一年增长了15.7%。为跟上“大跃进”步伐，并根据中央大破大立的精神，1958年轻工部已开始放松对产品质量、生产安全与成本管理。
为了进一步实现大跃进，国内许多造纸企业开展了“比武打擂”。比武打擂的一项重要比赛就是制浆方面的每锅蒸煮时间。1958年，刚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顾民达回到了开山屯造纸厂，当他准备要大展才华之时却惊奇地发现，一场荒唐的竞争在开山屯木浆厂与邻近的石岘造纸厂之间展开，两家工厂互相比放卫星，蒸煮总时间从12小时一直缩短到3小时40分钟，装锅量由原来的90米3减少到60米3，蒸煮纸浆得率从45%以下降到20%以下，粗浆中只见浆渣，不见浆料，浆渣实在太多，没有地方堆放，只好通过地沟往图们江?排放;由于粗渣实在太多，筛选无法正常运行，产品质量更无从谈起。当时工厂还上报虚假卫星成果，说成是多快好省，实际上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在放卫星过程中，他多次提出这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党委召开批判大会，批判他反对大跃进、反党。由于他平时工作认真负责，又是从苏联回来的，最后幸免大难，只取消了入党申请，留在车间当技术员。
而在不远的佳木斯市，胡宗渊所在的佳木斯纸厂厂内各车间也开展了“大放卫星”和互相竞争，制浆车间将蒸煮时间缩短到1小时10分钟;另一方面，各车间提出“装满拉空”口号，在现在看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同样的荒唐事在天津造纸总厂、广州造纸厂以及全国各大造纸厂同时上演。
尽管各大纸厂的生产已经趋近疯狂，但当时的主管领导发现，仅靠大厂还难以完成大跃进的高指标，于是另一项决定在造纸局组织的大辩论中出台：这就是后来影响了中国造纸业几十年的“小、土、群”的发展模式。一个烘缸、一个网笼、一副压榨，遍地的土法小型草浆造纸厂在河南、山东等地区的县和公社的发动与帮助下建立起来，而后还提出了更为简单的“四合一”建设，即一吨钢材、一万元投资、一个月建成、日产一吨纸。对于本质上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制浆造纸产业，实践证明这些做法是无可避免的一种劳民伤财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与瞎指挥。
在摧残技术的同时，大跃进也在改变体制。为防止资本主义苗头的出现，造纸厂纷纷取消了原有的计件工资、超额奖励等制度，导致了工人生产积极性严重下降，工作效率逐渐降低，原来40人的工作，现在160人干仍然不能按时完成。同时企业利润要全部上交，厂长每年只有200元的投资权利，企业想要投资，必须去造纸局批准才能完成，而造纸局全年的投资额也才有2亿元和20万吨的产能，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不尊重科学的后果就是被科学惩罚。不多久，国内造纸企业的生产纷纷陷入困境，生产的产品质量严重下降，“黑、粗、厚”这一称号就是当时一些产品质量的写照，受到的严厉批评。
1958年～文革前的造纸工业
大跃进后，面对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全国上下不得不实行了新的调整政策，造纸行业一面通过反思吸取教训，一面通过制定新的规章制度来重新规范生产。到1961年，部分质量差、效益差、浪费严重的小纸厂被关停，当年全国机制纸产量由170万吨下降到110万吨，但全行业的生产秩序与产品质量得到较大提高。
在这短暂的稳定期，造纸技术也得到了发展。1964年国家就将开山屯造纸厂从轻工业部划归了纺织工业部领导，厂名也改成开山屯化学纤维浆厂，专门生产做人造丝的浆粕。纺织部接管后，决定将纸厂生产纸浆的生产过程进行改造，以便能生产合格的人造丝浆粕。
借助此契机，开山屯造纸厂将新建三口蒸煮锅的项目也列入了改造工程。此时，国外制浆工业刚刚出现不锈复合钢板蒸煮锅的新技术。引进新技术，一举甩掉笨重而维修频繁的砖衬，成为了全厂上下的共识。纺织工业部也很快批准了采用复合钢板新技术重建蒸煮系统的方案。纸厂责成32岁的曹邦威为重建蒸煮系统的项目技术负责人。
不久，企业从技术、经?济和政治以及工艺的延续性等多方面考虑比较，确定从瑞典KMW公司引进。但在商榷交货条件时，碰到了一个问题。因为蒸煮锅的容积有200米3之大。要整体装运，即使国外海运能用大轮船，国内的铁路隧道也无法通过。因此，瑞典方提出，只能分片以“西瓜皮”形式交货，然后在国内组装焊接。
复合钢板是在制造过程中碳钢板与不锈钢板热压而成的，焊接需用3种焊条，碳钢板用碳钢焊条，不锈钢板用不锈钢焊条，两者的过渡部分则用过渡焊条，焊接要求极其严格。如果焊接不当，很容易影响蒸煮锅的耐腐蚀和耐压性能。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复合钢板，对复合钢板的焊接没有经验，于是就出现了是请外国人来焊接还是自己焊接的争论。最后经过多次争论，终于决定由中国人自己组焊的决定。
分片的蒸煮锅到厂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纺织部安排由上海纺机十二厂为主承担整个蒸煮锅的组焊工作。焊接工作进展很顺利，焊接组装完成后，组焊工人们还在蒸煮锅体上写下“争气锅”三个大字，以表达他们“为国争光”的兴奋之情。当这三口大锅终于傲然挺立之际，群众欢腾，年轻的曹邦威的眼眶里也不禁流出喜悦的泪水。
开山屯造纸厂采用国外的复合钢板蒸煮锅，这在碱法蒸煮已经普及的今天，也许不是一件大事。但在酸法蒸煮一统天下的时代，却是意义非凡的。亚硫酸盐法制浆由于得率高、容易漂白、制造成本低，一直受到造纸工作者的青睐。特别是，本色亚硫酸盐木浆与机械木浆搭配抄造新闻纸在当时是成本的。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因废液回收等环境问题，亚硫酸盐法制浆才逐步衰退。20世纪60年代，国外亚硫酸镁盐废液回收的成功，曾将亚硫酸盐法推向一个新高潮，国内也曾建立起酸法的扎兰屯、富余两个纸浆厂。但以后就再也没有新建的酸法浆厂了。
文革～改革开放前的造纸工业
过去长期以来，造纸机械的设计、制造和使用都是完全分开的。在轻工业部机械局与造纸局的规定下，造纸机械的设计只能由当时的轻工业部北京设计院和上海设计院完成，图纸由北京设计院最终决定，而机械制造企业必须严格按照设计院的图纸来完成，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自行修改，只能写报告交轻工业部批准返回设计院后修改，同样，造纸厂也没有权力私自对机械设备的图纸进行修改。这样的决定从解放后开始施行，造纸机械的设计制造水平也在这样的决定下得到稳定的发展，到文革前，传统纸机的日产量从1吨、5吨、10吨发展到25吨、50吨。
文革后，造纸设计院大多数搞机械设计的人，都下放到地方造纸机械厂改造，在车间当生产工人。林尚惠就是在这一时期从轻工业部北京设计院下放到西安造纸机械厂的。当时很多年轻人不甘心放下造纸机械设计的工作，就聚在一起依托西安厂的设备做些纸机图纸整理的工作。对传统的3150纸机，大家不甘心这个大机器只有50吨/日的产能现状，想要有所突破;经过4个半月的整理和改造，终于将产量跨越式的提高到100吨/日。然而不曾想，这个“壮举”却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在知道这件事之后，上海设计院的总工和北京设计院的总工，联名写信给轻工业部主管的曹副部长：一群无名之辈、乌合之众搞3150纸机，信不过!上海设计院和北京设计院拒绝在今后的设计中使用。曹副部长了解这件事后也非常生气，因为这样的改造违反了一直以来的规定：机械厂不能自行搞设计、自行出图纸!当晚，轻工业部3个司局长、11个处长、2个总工连夜开会，曹副部长将该事情提升到了党性的高度，认为这是违反党性行为，最后下决定今后仍然按过去的设计制造。
尽管下了决定，但在这次会议上，林尚惠当时的直管局长杜子端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一周后，事情突然有了转机，曹副部长找到林尚惠：让他和王文哲副局长、黄丽君工程师三人去上海造纸机械厂，再研究新的3150纸机的可用性，研究的结果也不用汇报。三个人到上海后，经过考察发现新的设计方案完全可以通过，最终由领导签字，结束了这场新旧3150纸机风波。这之后，一直以工艺技术见长的林尚惠搞起了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工作，并担任了轻工业部机械局的总工程师。
回想起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林老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他说：原来老的3150纸机的设计用了1年零4个月完成图纸，而新的纸机只用4个半月就完成设计。后来经过冒着反党的危险终于得以在纸厂中推广，还担心设计时间太短，恐怕有些粗制滥造。后来在南平纸厂新旧3150纸机的实践中对比发现，新纸机效果很好。
新旧3150纸机的推广在当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最终没有引起争论，原因之一就是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当时政府对行业实行高度的统一管理，只为稳定发展，机械厂只对设计院的图纸负责，不对纸厂的使用负责。造纸厂有时也不信机械厂，虽然有矛盾，但没有人敢去争论。造纸厂在纸机使用中，600米/分车速的设备只能开到380米/分，时常每个小时都会出现断纸，但企业人员不敢去改造，100吨/日的产量，一旦改造就需要半年，没有人敢于冒停产的风险。
体制的枷锁在动荡的文革时期已经?有了小小的松动，敢于创新的年轻人和开明的行业领导，在那个年代，本着科学的态度小心翼翼地为中国造纸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此时在祖国的西南，柳江造纸厂的技术负责人曹邦威与轻工业部委派指导工作的余贻骥总工一起，带领纸厂工人正在为新纸厂的建立而日以继夜的忙碌着。
1974年，柳江造纸厂正式投产运行，化学浆车间在当年8月投入运行。化学浆车间除备料外，蒸煮和洗选漂工段全套从国外引进。草浆横管式连续蒸煮器和三段漂白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投产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特别是从国外引进的潘迪亚连续蒸煮器，在全国是的，有人誉为一颗明珠。因为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先进的设备既没有请洋人来试机，又没有出国去培训。曹邦威主要通过看说明书吃透了整个流程。在试机过程中，他吃住在车间，直到打通全部流程，产出了白花花的纸浆为止。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造纸行业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过去在“小、土、群”时期产生的小企业纷纷改进生产，采用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运用到生产中，进一步焕发出新春。
改革开放至今
1978年，经受了太多磨难的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也迎来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稳定的、快速的发展期。如果说解放后造纸工业的前30年是反反复复的30年，那么后30年则是蓬蓬勃勃的30年!
1979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余贻骥重新走出国门，到北欧的瑞典、芬兰等国家考察造纸工业。这趟考察让这位老人大开眼界，让他认识到了国内造纸行业的落后。回国后，余老开始了造纸科普宣传教育工作，造纸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研发、高校的教学以及造纸相关书籍、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1978年，顾民达由开山屯造纸厂调到轻工业部造纸局，任生产处处长，负责生产技术工作，当时国内生产纸及纸板的原料主要采用稻麦草、芦苇和竹子。他考察了近百家草浆造纸厂，根据当时国内的生产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出采用草浆生产的纸及纸板很适合国内市场的需求，但是，麦草制浆尤其是稻草制浆废水污染是一个严重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期间，顾民达受轻工业部委派前往广西的柳江造纸厂、贺县造纸厂任技术顾问，D助工厂组织木浆生产以及推广、使用木材制浆新工艺和新设备。在此期内，还多次去南平、青州、广州、佳木斯等木浆厂考察从国外引进的新技术、新设备，提高对发展木浆的认识。随后，顾民达又调任中国造纸开发公司任总经理，在这段任期内，和其他关心造纸工业发展的领导与专家一起，对我国原料林基地建设和发展木材制浆做出了积极贡献。
1998年8月，15位林纸专家联名向中央领导呈报“关于加快人工林建设，振兴中国纸业”的建议书，当时温家宝副总理对建议作了批示，王忠禹秘书长在建议上提出宝贵建议。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国家林业局和轻工业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形成了共识，提出了“关于加快林纸一体化建设，振兴中国纸业”建议报告。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为我国林纸一体化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在重新确立了“木浆为主”的方针后，国内对非木浆尤其是草浆的研究也没有停止过。因为中国的木材资源有限，如要单纯依靠木浆去大规模发展造纸行业，就需要国家每年进口大量的木材，而且仍难以保证发展的需求。同时，国内稻草、芦苇、蔗渣、竹子等可以用来造纸的非木纤维，不但数量充足且价格便宜，而且当时国内主要大厂都在使用草浆，也为非木纤维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非木纤维的研究也因此得到了国家的重视。
在非木纤维的机理和应用研究领域，华南理工大学的陈嘉翔教授和南京林业大学的李忠正教授所领导的团队，成果卓著，是这一时期的表率。
20世纪80年代，柳江造纸厂副厂长的曹邦威调任广西轻工业厅任总工程师，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他认为广西轻工业重点发展造纸工业是大有可为的。当时其主导思想非常的现代化，首先是坚决不搞政府审批的小纸厂，建设的重点必须是1～2万吨的带碱回收的中型纸厂(符合当时的情况);二是根据广西糖厂较多的特点，开展循环经济，利用蔗渣生产漂白文化印刷纸，蔗渣是糖厂副产品，来源不成问题，由于成本低，售价合理，销路和效益也很好;三是利用进口和国内废纸生产瓦楞原纸。在废纸利用方面，当时广西在全国还是比较的。
当时的碱回收问题，是困扰造纸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为了更好地提取黑液，国内大部分企业上马了各式各样的水平带式洗浆机(在国外使用已获成功)，然而在中国的使用却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曹邦威所在的广西上马的该设备最终全部报废拆除，又重新更换真空洗浆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民营企业逐渐崭露头角，敢做敢为、勇于创新、突破进取的精神让他们在与国有企业的较量中逐渐占据了优势。20世纪90年代，已经80岁高龄的余贻骥来到山东兖州的民营造纸企业太阳纸业，一台刚刚投产的由上海造纸机械厂和沙市轻机厂改造完成10万吨纸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台纸机产出的产品与当时浙江某外资企业使用进口纸机产出的产品质量完全一样，但国产设备价格却低很多。要知道当时在国内的企业，还没有一家敢上马10万吨以上的纸机。太阳纸业的负责人说：“我们民营企业所做的就是对自己负责，必须敢于突破和创新!”
同样的时间，在民营企业大举进攻的时候，曾经风光一时的国有企业没有及时转换经营思路，跟不上改革的步伐，纷纷陷入困境，前面提到的开山屯纸厂、吉林纸厂、佳木斯纸厂、天津纸厂等老牌国有企业最终都走上了亏损、重组甚至破产倒闭的道路。
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时至今天，曾经的东北造纸基地荡然无存，占据国内市场的“明星们”已经变为了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行政机构的轻工业部造纸局已经?演变为服务机构的中国造纸D会;曾经遍布中国的3150纸机已经被更先进的纸机所代替;而今天为我们讲述历史的这几位老人也继续着自己与纸的故事：
2009年，92岁的余贻骥对2008年国家统计局与中国造纸学会的产量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产生了质疑。
2009年，83岁的陈嘉翔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到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重点实验室转一转，他所进行的研究和写作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9年，83岁的胡宗渊为了非木纤维新技术的使用和推广，奔波于全国各地的造纸及相关企业，越来越多的新工艺让他对清洁生产的前景充满信心。
2009年，77岁的曹邦威在退休后走上了翻译专业著作的道路，近几年由他翻译出版的造纸专业图书为行业带来了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深受欢迎。
2009年，76岁的顾民达作为中国造纸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中国造纸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仍然致力于林纸一体化的发展和废纸的回收利用，全国大的林纸一体化项目和利用废纸的大项目几乎都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迹。
2009年，同样80多岁高龄的问津、林尚惠、胡清泉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但他们对纸业的关注与关心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9年，大批曾经为新中国纸业建设而奋斗了一生的老人们，在离退休之后仍然活跃在造纸行业，为行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发挥着自己的余热。他们经历了纸业几十年来反反复复的波折，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在今天他们仍然是中国造纸行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60年弹指一挥间，回忆往事的时候，总让人有难以抑制的感慨和激动，下一个60年，纸业人的故事，正在上演!
编者注：本文由余贻骥、陈嘉翔、胡宗渊、问津、林尚惠、胡清泉、顾民达等老领导和老专家的口述以及曹邦威的文章《回忆难以忘怀的一些往事》一文，综合整理而成。在此对几位老专家、老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美好的祝福!